中国知识份子的畸变

中国知识份子的畸变

作者:长平

1949年以后,知识份子遭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情,并不是当局对他们的迫害,而是对他们的改造。或者说,改造乃是最大的迫害。如今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知识份子,或多或少地,都是经过改造后的知识怪胎。

“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是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的道德准则,定下这个准则的孟子,开出的条件其实很低:“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或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也就是说,知识份子要维护尊严,并不需要呐喊抗争,只要三缄其口就行了。如此卑微的要求,在古代社会基本都得到了满足。

中共对知识份子的改造就从此处着手:任何人都没有沉默的权利,否则就被冠以“死不改悔”的罪名。最厉害的是,迫你开口,又并不是让你分析辩解,而是自我羞辱。所谓“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本身就是以自辱的方式开始的。且不说政权未立之时,毛泽东等人对知识份子尊敬有加,百般诓哄,政权初立,就立即翻脸,六亲不认,单说这个运动过程,分明是上面大计早定,却要让知识份子负荆请罪,由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配合唱双簧。

1951年9月,周恩来授意马寅初给他写了一封信,以十二位教授的名义,“敦请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董(必武)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教育部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9月29日,经毛泽东批示,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向京津地区20所高校三千多名教师做报告,题为《关于知识份子的改造问题》,拉开了运动的序幕。

一个月以后,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定下了这场大型手术的方案:“知识份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随后,在威逼利诱之下,知识份子们开始写检查。很多人以为,蒙混一下就能过关,但是人性的弱点一旦发动,就会自我繁殖,不知所终。那些学贯中西、性情孤傲的知识份子,很快展开了一场自我羞辱的竞赛。

八十年代以后,在主流舆论中重获尊敬,甚至被奉为德高望重的大师们,如剧作家曹禺、社会学家费孝通、哲学家冯友兰、法学家雷洁琼、漫画家丰子恺、作曲家贺绿汀、美学家朱光潜、建筑学家梁思成、文学批评家吴宓等等,在那场运动中都纷纷自我丑化,或痛挖“思想上的脓疮”,或发现自己是“美帝国主义的工具”,或认为自己是“压榨劳动人民血汗的剥削者”。桥梁专家茅以升一口气给自己戴上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温情主义等十三顶大帽子。物理学家周培源,则在《光明日报》上说自己“无耻地向美国物理界的学阀密立根请求工作机会,……是我一生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我要控诉我自己,控诉我这个丧失人民立场,甘心为美国刽子手作帮凶的所谓科学工作者……我愿意撕下我的假面具……清洗美帝文化侵略给我的余毒,下了决心重新做人”。

何以自轻自贱若此?乃缘于中共收拾他们的手法高妙。西方人说“洗脑”,听起来已经很形象很恐怖了,但是在中国还不够,全身上下都不留死角,谓之“洗澡”。作家杨绛以《洗澡》为题写了一部小说,借其中人物说:“难听着呢!叫什么‘脱裤子,割尾巴!’女教师也叫她们脱裤子!?”并描述“洗澡胜状”:职位高的,校长院长之类,洗“大盆”,职位低的洗“小盆”,不大不小的洗“中盆”,全体大会是最大的“大盆”,人多就是水多,就是“澡盆”大,一般教授,只要洗个“小盆澡”,在本系洗。

设计精微但是言辞粗鄙,就是为了撕下知识份子的斯文面纱,让你觉得自己不是什么东西,然后自己打自己耳光。除此之外,还要迫你去“帮助”那些不肯对自己下重手的同行。比如被毛泽东斥为“从此我再不要见他”的哲学教授张东荪,多次检讨都未能过关,于是翦伯赞、雷洁琼、贾淑英和一干学生都被安排轮番上场,“揭穿投机政客张东荪的反动本质”。

民国时期忧国忧民的谦谦君子,到了新中国都被注射了政治狂犬病毒,先疯狂咬自己,再疯狂咬别人,经过随后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之后,知识份子作为一个阶层的人格尊严,已经荡然无存。接踵而来的“反右”和“文革”的惨烈斗争,则为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在这两场炼狱中,以知识份子身份和灵魂坚持抗争者已不多见,大批文人学者,跟其他任何人一样,不过是在身体的存亡之间进行挣扎。曾经抄录过英国政治理论家柯亨语录“如有人要我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二者之中选择其一,我就会觉得这无异于枪毙与绞刑”的张东荪,被送进了秦城监狱,曾经说过“自由在国民党是多少的问题,在共产党是有无的问题”的储安平失踪了,“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更不能让自己的灵魂被否定”的傅雷夫妇自杀了,质问“谁给了他们权力”的老舍跳湖了……,被抄家、捆绑、戴高帽、游街、吐唾沫、挨打,这些动摇基本人性的侮辱与损害,不仅让苟全性命于乱世的知识份子彻底丧失了开启民智、担当良知的功能,而且和未被开化的民众一起,成为掌握生死予夺大权的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学校教材中对于历史的篡改,八个样板戏对于文艺的垄断,“两报一刊”对于舆论的控制,都是知识份子听话合谋的结果。其中有不少人,还患上了“斯德哥尔摹综合症”,对迫害产生了依赖。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革”结束,思想或者身体的牢笼才刚刚打开一条缝隙,就听见皇恩浩荡、感激涕零的声音响彻神州。被成功改造的知识份子,以及被这些知识份子教育出来的新一代知识份子,虽然有深刻反思“文革”的冲动,但是既没有闯入思想禁区的勇气,也算闯入也无所建树了。“伤痕文学”也好,巴金的《随想录》也,尽管不乏揭示历史真相、唤醒麻木良知的价值,但是也未免沦为当局新政的脂粉。

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希望重现,然而跟改造前的知识份子思想相比,不过是一丝稀薄的微光而已,立即被“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黑云冲散。“六-四”镇压之后,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知识份子已成惊弓之鸟,或投笔从商,蝇营狗苟于物质世界;或埋首故纸堆中,美其名曰“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在此种境况中,学问大家钱钟书、季羡林等人获得至高荣誉,甚至成为道德楷模,不亦悲乎。

新一代知识份子不再需要被改造,而是从小就接受了共产主义洗礼,畸变成为基因,被期待长大以后又红又专。无奈时移世易,颜色迅速变得模糊。左顾右盼之后,他们中有不少人想要认祖归宗。然而回头的路布满荆棘,畸变的灵魂首鼠两端。早在五四时期都已经坦坦荡荡地谈过的民主自由,如今还在中国媒体上欲说还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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