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则新出炉的御用学者大忽悠

几则新出炉的御用学者大忽悠

作者:杨莉藜

近年来,中共的一些基层干部突然流行起口吐真言来了(当然,其中不少是被“革命小酒”给烧的)。林嘉祥的“屁民”,芦涛的“国家罗汉”,逯军的“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都是传诵一时的名言。党官们不经意间撕下了罩在官民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让百姓窥见了他们龌龊而凶悍的形骸。相比之下,党官们豢养的政治学者们却城阙深深,蛹儿一样躲在重重谎言织成的茧子里面。不管执政党处境有多尴尬,民众觉悟有多大变化,依然靠着年深日久的忽悠功夫,不遗余力地漂白罪恶,蒙蔽民智。这些学者大都有一串很唬人的名衔,加之官方大力推荐,其言论之毒害性不可小觑。

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是打出来的

正值中共建政六十年纪念,关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社科院的房宁教授应人民网之邀,与网友对谈。房教授说道:“合法性(正当性)的表现可以有很多具体的形式,比如说选举、社会革命、默认等等。中国共产党及其执政地位是在中国人民反抗外来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革命斗争中获得的,是亿万人民用他们的鲜血、生命、财产、情感、知识得来的……如果从西方的政治学原理或西方法理学的角度,这叫做革命权,即人民革命塑造了政权的合法性。”这段话,如果通俗地讲,就是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是打出来的。

虽然中共政权并不十分避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毛式表述,但像房宁教授这样用暴力夺权来解释源自西方政治学的权力来源、政权合法性(正当性)仍然让人感到新鲜。要知道,随着国门开启,欧风东渐,连中共自己都不好意思再渲染暴力夺权的武功,而代之以较为委婉的“人民的选择”。当然,“人民的选择”肯定不是“人民的选举”,即使非要赖给“人民”,也不过是在各派恶斗中的选边儿,而不是理性、和平、自愿的选举。

其实,与合法性(正当性)概念相关的还有一个合理性(justification)概念。合法性关注权力的来源,合理性关注权力既成后官权能否与民众达成良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非要说中共的权力来源合法,那么中共夺取政权后的六十年来其合理性依然没有确立──别的不说,光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就依然被当局剥夺。人民以默认的方式向政府让渡部份权利,但却没有换来政府对基本人权的保障。相反,政府欲壑难填,得寸进尺,以各种理由、藉口和手段,剥夺了民众几乎所有权利。

房宁先生的访谈后来以〈党的执政地位源于人民革命〉为题发表,大陆各门户网站广为转载。房先生大谈革命权,倒是暂时为中共的合法性找到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但是既然当年不那么水深火热中的中共可以打出一个执政合法性,今天生活在十足的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是不是也可以抄起革命权,打出一个合法的执政地位来呢?这样的疑问和冲动,大概是房宁和人民网的编辑们不能压制的吧。

党主民主

与房宁这样的死硬挺共学者相比,同是忽悠,有的御用政治学者──比如中央党校的王长江教授──就忽悠得有些可爱。王教授在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前接受人民网的采访,提出了“政党主导型的民主”的概念。该访谈后来以〈我们是政党主导型的民主〉在人民网刊发。

王教授说道:“我们国家一开始共产党建立的时候,是一个专制制度,并不是说,怎么让人民当家作主,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推翻专制统治,回过头来再建设民主政治。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的民主发展是后来才出现的,我们的民主就和西方的民主不一样,它应该是政党主导型的民主。”“谁来主导呢?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我们看到,能够主导的、有能力、有资格主导的也只有中国共产党。”

王教授敢于承认共产党施行的是专制制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长进。他还给“专制制度”加了时间限定,说是“一开始共产党建立的时候”,也为共产党日后万一施行民主留下了退路。但是王教授的理论核心──“政党主导型的民主”,却让人忍俊不禁。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引入“民主”(democracy)的概念,就是为了对抗延续千年的“君主”(monarchy)。“民主”和“君主”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同理,“民主”和“党主”也是水火不容。民主的基本形式是选举和参与,如果有一个千年老龟一样的政党压在全体公民的头上,独霸着权力,甚至操作着全民的思想和精神,人民还有什么需要去选举,去参与的?

清末的立宪派里头的保守人士,尽管有的很善于调和斡旋,但思路最终也只是“君主立宪”,而没能想出“君主民主”这样的歪点子。他们要是听说王教授这种“党主民主”的奇思妙想,想必会惭愧得再死一次。

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能搭界?

二零零七年,中共的十七大报告里提出:“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此后,关于以党内民主引领国家民主的宏论可谓汗牛充栋。王长江教授也是这一迷思的坚定信徒。不但相信,而且还板上钉钉地认定二者有同起同落的正比关系。他推断:“党自身民主不民主,就牵涉到社会能不能实现民主。党的民主多一点,社会民主就多一点。如果党自身没有民主,那社会民主就根本无从谈起。”

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怎能搭上界呢?王教授的论述有一个藏而不宣的逻辑预设,那就是四个坚持的第一条。作为体制中人,王教授这样思考当然有他的道理,但是这个逻辑预设不予铺展开来,事实上就形成了一个险恶的陷阱──名义上是在谈民主,事实上是在谈一党专制。所谓民主,原来最终要服务于党运长久这一目的。

民主的本质体现在权利的切分。中共谈党内民主是在党建范畴内谈的,也就是说,党内民主是为了党自身的发展和建设。而这个党越强健、越强势,很难说就是民众之福。十分可能的结果是,党强民弱,官悍民萎。党运长久,而民众永无出头之日。民主了的党很可能像把磨得更锋利的刀,把本属于民众的蛋糕更多地切到党的盘子里。

把党的利益(在一党专制下同时往往又是官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看作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是三个代表的谬论在作祟。六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混淆群己权界,模糊利益关系的漂亮说辞背后,往往隐藏着强盗的掠夺。

做编辑工作,少不了阅读各方的理论和观点,包括这些御用学者不时抛出的鸿篇巨制。笔者常想,这些博导、教授、学者们到底是真地不懂还是故意说谎?若是南郭先生的后辈,倒也并非完全不可以原谅──中国自古至今胡乱混饭的学者数不胜数,最遭的情况不过被人骂作笨蛋。若是故意说谎,结局可就惨了──欺瞒民众,助纣为虐,那是必定要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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