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破左派口中计划经济的神话

刺破左派口中计划经济的神话

有些时候,诙谐的语言比森严的权威更有生命力,比如苏联垮台16年后,我们还能为这样一个笑话会心一笑:苏联举行国庆游行,沿着大街开来了炮兵、步兵战车、坦克、自行火炮、战术导弹、战略核导弹,破坏力一个比一个大;队列末尾却是两个带公文包的矮子。在看台上勃列日涅夫惊讶地说:“这两个人破坏力比核导弹还大!他们是什么人?”克格勃头子说:“不是我的人。”国防部长说:“没见过他们。”苏联总理说:“他们是国家计委的。”
  
其实,把其中的几个名词换成“中国特色”的也一样成立,毕竟,这两个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殊路同归。
  
苏联没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共产神话也随之破灭,全世界向右转,而一个幽灵却还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徘徊。从米塞斯到哈耶克,在理论上证明了那个神话是谎言;从乔治•奥威尔到索尔仁尼琴,抽象还是写实都揭露了所谓的乌托邦却是血淋淋的现实。经济的“计划”和自由(人身的、思想的、财务的等等)的扼杀其实是硬币的两面,左派们总是执着于论证“计划”对市场失灵的纠正作用,面对当下纷繁复杂的现状更是寄希望于依靠政府这个“神明”,但他们却忘了问题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过于强大的政府。事实上,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左还是右,都面临着这样一个窘境—-因为民间力量的过于弱小,要推动这个庞大的国家走向现代化就必须更多地依靠政府的力量,但正是如此,构筑现代社会的民间力量会被权力这个“推土机”所碾压,中国只能在现代社会的门前徘徊,迟迟不能将身上的落后、专制荡涤完成蜕变。
  
既然门开不了,那么就先打开一扇窗。政治改革雷声大雨点小,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经济自由化看似已经在中国确立,但当我们翻开报纸看到“电力巨头向发改委申请涨价”、“近30款新车登上国家发改委新车目录”等等消息传递给我们的却是这样一个信息—-或许在需求层面已经市场化了,但供应层面还是被“计划”所控制,价格被扭曲,经济体被人为撕裂成二元。
  
   价格、创新、信用
  
米尔顿.弗里德曼曾指出“价格作为路标,指示出哪里最需要资源,此外,价格还激励人们沿着这些路标前进”,诚如此言,在经济体运行中,价格不仅是商品价值的标识更是一个信号,蕴涵着商品的供求量、消费者的选择偏好等等信息,这个信号通过传递、解读、反馈,可以使资源的配置自动优化,这也是信息经济学里市场的逻辑所在。
  
计划经济的神话的前提假设是:市场是非理性的、无效率的,会造成极大的浪费,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对资源的配置、商品的流转进行纠正。从这个逻辑出发我们很容易发现它存在一个神明一样的政府:它洞悉经济生活中的所有知识,了解各个利益体的需求,能迅速地满足这些需求并能创造新的财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文明需要”。诚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提出的命题:彻底的计划经济和彻底的竞争经济,如果可能实现的话,都是有效率的。其实,他的潜台词是:彻底的计划经济根本无法实现,而“中间路线”则更是效率低下。
  
原因很简单—–彻底的计划经济不存在价格而所谓的混合经济扭曲了价格。关于这一点,米塞斯在1920年发表的一篇论述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核算问题的文章中就指出:由于缺乏资本的私人所有,因而也就不存在资本品市场,从而也就不存在资本价格,这就使计划人员手里少了决定生产什么东西和如何生产的必不可少的工具。那么,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么分配,如何投入再生产,因为没有通过私有财产的交换确定的真实价格,计委的官僚们只能凭借并不可靠的统计数据来个平均,相当于在黑暗中探索。比如全中国10亿人,那么就生产20亿双鞋子,这20亿双鞋子所需要的200万吨橡胶则分配给200家化工厂提供。
  
很明显,这是个绝对理想状态,仅仅只能在纸面上成立,而这就是社会主义者所谓的“理性”。现在的行为经济学告诉我们,人更多时候是非理性,即使是所谓的精英官僚。常识更是证明了没有神仙级别智力、洞察力、判断力的人存在,就算存在,在一个以权力大小构筑的金字塔式组织中,他也不一定能处于统领的位置,更何况不受约束的“领导偶像”权力往往会造成更多的问题。所以,那种寄希望于一个超脱的万能政府对所谓的市场失灵进行纠正的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可笑的事实—–他们思想中的神明其实只是几十个窝在办公室对现实经济运行了解不多的官僚,他们做出的决策很大程度上根本不是促使资源最优化配置而是方案最简单化,或者干脆就是官僚利益最大化。
  
那么,这种制度的后果就很明显了,比如文章前面的那个笑话所说明的。
  
当然,不仅仅是原有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计划经济下创新机制的缺失。在社会主义者眼里“市场经济的浪费”很多其实是创新所做出的准备或者付出的成本,正是这种“浪费”孕育了技术、新行业、新就业岗位。在观察美国的经济轨迹中,我们可以发现,它是跳跃式的:农业经济—–机械化经济—–信息经济,每个新经济浪潮的前夜都是企业对新技术的大规模投资,迅速铺开产业链,最终完成经济的跳跃。这其中更多的是个“无意识”的行为,社会主义者或许会说“美国政府参与了XXX技术的投资”,没错,但更多的是,组织的计划性和市场孕育并不矛盾,政府并没有指令特定的企业一定要开放什么并指令其生产多少,而是—–市场接受了其中的创新而非政府的认可。
  
我们不会忘记,苏联没能诞生英特尔芯片、微软操作系统、大规模集成电路甚至比基尼泳衣(笑),而且它派出了众多的经济间谍到西方的研究所、企业窃取技术资料。为什么如此?因为一个计划经济体容忍不下创新因子,它的计划没能提供创新所需要的知识、资本、自由度、产业化等等,一切都归纳在了一个自循环的体系内,不留一丝“浪费”,那些所谓的“新技术”、“新产品”很大程度上也只是“改进、改良”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还有就是信用。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信用扩张的基础上,是一种具有扩张性质的经济,需要借助于负债去扩大生产规模、更新设备,需要借助于各种信用形式去筹措资金,改进工艺、推销产品,在现代经济中债权债务关系是最基本、最普遍的经济关系,它的基础是产权的明晰、信用担保、法律保证。其实,也就是个资本最优化配置的问题。而在计划经济下,不存在那些基础,甚至不存在信用。就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来说,国有企业的融资是通过银行进行,贷多少没有个科学的量化标准只是基于上级主管部门的意志,这就决定了大部分贷款是无效率的,根本带来不了效益,其结果只能是形成坏帐。所以,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里都存在着严重的坏帐和隐性坏账问题,金融系统在这种低效率状态下运行,其信用扩张的输血功能完全丧失。
  
价格的不存在导致创新的不可能,创新的缺失不能产生新行业,信用的不足使得资金的无效率,经济只是总量的增加而是递增更不是发展。这样的恶性循环还导致另一个恶果—–
  
路径依赖和对冲制度成本
  
保留有计划的中国经济体系的一个很显著的特征:所谓的“宏观调控”制会造成更多的问题,而面对更多的问题,政府会倾向于采取更多“宏观调控”,如此恶性循环就终会拧成一个死结。就现今的中国,每次政府对楼市的宏观调控过后,伴随而来的不是降价而是价格的节节攀升。明知手段适得其反但政府还是乐此不疲,这一方面是政治做秀的必要,另一方面则是政府的利益使然。这种对楼市名抑实扬的诉求是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不协调、官员考核标准促使政府推动经济手段的急功近利,地方政府没有债券的发行权等等制度上的安排,还有就是金融系统。
  
这并不是恶意揣测政府是邪恶的,恰恰相反,这只是说明政府直到现在也并不是抽脱于经济利益的“仲裁者”而是一个经济生活的“参与者”,它也有自己的经济利益需求,赋予它绝对的权力不但会扼杀经济活力更会形成一个顽固的制度路径。
  
不同于法国启蒙思想,自由主义思想中的制度是作为成功的个体按照规则采取的行动之无意识的产物而出现的,它不仅仅推动更广泛的社会秩序的的生成,其本身就是某种自发的秩序,是社会的交叉点,也就是说一个良好的制度是利益各方博弈妥协的产物。但中国等国家却缺乏这样自发形成的历史机会,其宏观还是微观,其制度都是一个权威设计并依靠国家强制力运转的。这样的缺乏内生性的制度一个很显著特征就是—–制度资本低,制度成本高。据制度经济学理论,好的制度有利于交易市场的容量最大化、有利于经济的深化,而制度成本,不仅仅指在市场交易发生过程中实际要支付的成本,也包括由于制度障碍而根本无法进行或选择放弃的市场交易所带来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说制度有“好”与“坏”之分,而计划经济体的制度很难说得上是个好选择。
  
由于制度的运行会产生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它产生依赖,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而计划经济的僵化特点会加速这种依赖的形成,它会顽固地沿着所形成的路径运行并不断强化,直到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这也就是苏联的计划经济为何失败的原因之一,同时也促使了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
  
但正是路径依赖的存在,中国的改革直到现在还步履蹒跚,因为推动制度变迁的行为者(也就是手握重权的官僚)在利益诉求和信息的不完全反馈下,作出的政策选择并不是基于怎样改良或者改革制度而是倾向于用“局部放权”换取保持整体制度稳定的时间。自78年到现今,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放权—-调整收权—-放权的过程,国企改革、政府转型、法律修改,都是将原本属于社会的权力逐步归还于民的过程,这也是试图通过政权的推动,走出原来的路径避免进入锁定状态。出于稳定的考量,行为者尽量不借助外部效应,也很少引入外生变量,直到加入世贸后,开放市场,国外投资者的加速进入,才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变革。
  
但即使在现有的制度下,政府的权力依然太大。从项目审批到成立公司,市场的准进权在它手里;融资渠道很大程度还是得依靠国有银行;税收过高,企业享受的服务太少。发改委的存在就是计划经济思维的存在,我们的产出很大一部分还是被坏的制度对冲掉,指望着它纠正市场失灵,还真是喝下疑似“解药”的“毒药”。
  
隐性失业、僵化的社会
  
在左派的梦呓中,还有一个神话—–计划经济下人人有工作,也就是充分就业。特别是现今大学生就业困难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就朝后看,臆想出一个国家安排工作、岗位充裕的“历史”,或许,还能从故纸堆中翻拣出所谓的数据证明那个时代的美好。
  
其实,假如收入连糊口都不够的岗位也算是就业的话,那么从某种程度上看计划经济下的确能将大量的人口纳入其就业范围。但正如前文所揭示的计划经济下很难产生新的产业、新的就业机会,那么对于公民而言,所谓的就业也就只是将原有的就业机会重新分配,旧有的岗位一分为二或者重复建设同类型的企业甚至干脆是些低技术要求的岗位。这样的岗位根本不能满足个人的成长性,对企业也没多大的价值,薪金自然很低,并且长期如此。纵观整个计划经济时代,无论是苏联、东欧还是中国,都是如此的状态—–大量的隐性失业。
  
计算机工程师、软件设计师、美甲师、咨询师等等带有点自由性质职业是不可能“计划”出来的,而工程师、产业工业、教师等传统岗位的总量也是变动的,整个就业需要的是市场的调节,所谓的“在政府决策下新增XXXX个就业机会”只能是数字游戏,就算有,也只是隐性失业性质的。只有创新的、自由的的经济发展,产生新的行业,推动了原有产业的扩大,相应的支持行业的诞生,才能真正提供优质的就业机会。
  
但依赖计划委员会里的官僚是不可能有此效果的。计划经济的就业格局除了隐性失业还有另一个可怕的后果—–社会僵化、人身无自由。因为经济上的计划必须同时对人身控制,保持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掌控力,况且国家安排下的就业绝大部分是在国有、集体组织中的,是纳入庞大的国家机器范畴的。在这个范畴中,劳动者从婚嫁到感情生活甚至子女就学就业也都被控制起来。同时严格的户口迁移限制和人事档案制度将公民牢牢地捆在单位身上,形成了国家对公民的直接的人身控制关系,人也就这样成为了“计划”方案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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