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今安在?

五四精神今安在?

联合早报

1979年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成为中心,社会稳定压倒一切。毛泽东推崇的革命不仅风光不再,甚至和民主、人权一起成为政治禁忌。官方对五四精神的解读也从革命变成“爱国、进步”。

1989年北京学运后,官方基本不再举行活动纪念五四。即使主流官方媒体发表纪念五四的文章,也只强调五四运动的爱国特性,呼吁当代青年要在中共领导下建设小康社会,很少再提五四时期学生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等曾被中共颂扬的革命行动。

同时,官方通过保留和提升大学的行政级别,巩固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官学一体”体制。这种给大学校长、管理人员以及一些教授“戴官帽”的做法在有效维护大学稳定的同时,也把大学变成了缺乏独立精神、缺乏学术自由、追名逐利的官场。

今年4月25日,1960年毕业的北京大学校友任彦芳在纪念北大建校111周年座谈会上透露,北大出版社去年打算出版一本由188名北大校友撰写的怀念北大、发扬五四精神的文集《梦萦未名湖》,上级要求出版社删除了其中30多名校友的稿子,全书也由50万字变成30多万字。原本以为审查过关了,但在付印前,北大出版社又接到中宣部一名官员的电话,要求停印。于是,这本由国学大师季羡林题写书名的文集还是胎死腹中。

任彦芳在座谈会上愤怒地说:“我为北大感到耻辱,北大到今天这样,还有知识分子的自由的思想,独立人格吗?五四精神在北大早已消失了,还指望北大出人才出思想吗?五四时代的北大,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这里有思想的自由,这里有独立的品格,这里言论出版自由。”“当年的北大与今天北大,从出这部书上便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部书的被命令不许出版,是文化专制者对宪法规定法言论出版自由的粗暴践踏。有这种任意践踏,还可能有自由的思想的五四精神吗?”

任彦芳还质问:“五四运动90年了,我们不在五四这天纪念,却改在4月25日集会,这让我们也不理解。是怕五四的到来吗?”

事实上,五四时期蔡元培校长在北大实施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早已成为绝响。1949年后,官方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文革等运动,不仅在大学建立起完善的思想监督体系,而且用行政级别把大学本身也变成计划经济的一部分,使大学成为政治的附庸。这种定位导致中国大学犬儒主义盛行,一名大学校长不要说效仿蔡元培的办学方针,就连“自由”这两个字都不敢轻易出口。

更让人沮丧的是,1949年以后连绵的政治运动、思想清洗,以及大学的“官本位”和学术造假,使中国知识界无论在传统国学还是现代西学,都再也产生不出陈独秀、胡适、鲁迅、辜鸿铭、钱锺书那样大师级的领军人物。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悲哀,也是知识界难以继承五四启蒙使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知识界、舆论以及官方对于五四精神的缺失和体制的弊端心知肚明。但对当今大多数人来说,与经济增长和生活改善相比,五四精神显得有些形而上,更象是书斋里的泛泛空谈。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流动空间让多数人感受不到思想管制的沉重,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忙碌中既对官方的政治宣传不屑一顾,也与五四精神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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