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解放”

60年前的“解放”

作者:指鹿为鹿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说过:“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大意)。

1949年,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北京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从此,中国人民获得了“解放”。史学家们,政治家们以此为界,在这以前称为“解放前”,在这以后则称为“解放后”。

这个“解放”的的含意,大致是因为中国人民是被三座大山压住不得动弹,解放了,三座大山没了,人民翻起身站起来了,所以那时都说农民“翻身”了。过去那三座大山怎样压迫农民的,农民自己多数人也说不清,反正人家都这么说。还知道三座大山是大救星给推倒的,所以“河深海深,比不上大救星的恩情深”。翻了身站起来的农民们慢慢感觉到,虽然没有大山压着,肚子却空着,那滋味很难受。站起来了,却不能随意走动,有个叫农村户口的东西像铁链似的拴着他们。看病赶集、走亲串戚、结婚生子、做工上学都要领导批准。

当然,人死了也要领导批准才有掩埋的地方。农民们迷惑不解:这是解放吗?在那年代,没有人敢提出这个问题。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要是把解放前拿来相对比,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思想的怀疑和混乱。难道民主革命(实际是土改,不关民主的事)搞错了?当然不是。对农民来说,不能说打倒了地主,地主的地就一定要分给你们。分给你们可以,但你们的阶级觉悟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土地要由集体保管,你们只管出力劳动就行了,产出来的粮食会有人考虑分一点给你们充饥的。

如果有人还想不通,认为农民没有真正翻身作主,那么看看那些从前骑在你们头上压迫你们的地主富农,他们不是被你们专政、被你们管制、可以随意处置他们吗?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一比,就比出了农民的政治地位。农民不是低人一等,在农村是高人一等。而且这一等与非农户口相比,也有质的不同。在理论上农民是专政的同盟军,是在农村的依靠力量,而地富分子(后来还有子女)们,则是敌人,专政对象。

过去受他们的剥削和压迫,而现在他们无时不刻地梦想要夺回失去的天堂,所以你们的挨饿、生产的落后、所有的灾难都是阶级敌人破坏造成的,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既是阶级斗争的原因,也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没有人会想到,既然说“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怎么阶级斗争会得到以上的结果?这不正是说明阶级斗争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能这么搞嘛。] 但农民们不会知道,除了让农民们看到昔日的“压迫者”们比自己更狼狈、更受罪会感到精神上的自我满足之外,农村的地富分子的存在还有一种警示的作用,就是“杀鸡给猴子看”。地主富农的榜样在那里放着,时时“警钟长鸣”,以堵死农民的“发家致富”的路。

只有这样的理解,才能解释为什么以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为己任的党,“解放”后三十年来一直保留着阶级成分不予改变。不但不改,还准备将阶级成分遗传下去。为党内的“继续革命”保留“社会基础”。一旦要打倒什么人,就可以说他代表了地富阶级,所以必须打倒。在“解放”前夕,出于宣传和统战的理由,当时的阶级政策似乎有些道理。如:“在全国数以千万计(在全国三亿六千万乡村人口中占有约三千六百万之多)的地主富农,看作是国家的劳动力,而加以保存和改造。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194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毛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说:要知三千六百万还是财富,应当利用,地主阶级的人还有作用,现在是生产力,将来是朋友(五年),是候补无产阶级,现在要强迫改造,将来会改好(1948年2月21日由陈毅同志传达)。这些些政策和讲话,获得了众多国际和国内民主人士的好感和支持。也给几千万地富分子指出了前途。这个政策有很大部份直接导致内战的胜利。

时过境迁,“解放”后,说过的话不算数了。地富们的出路就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因此,60年代以后,在农村形成一个庞大的在许多方面遭受歧视的贱民阶层。

1963年9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中,就曾列举了当时的种种表现:“把地主、富农子女和地主、富农分子同等看待;不加区别地一律不准他们作社员,不准他们担任任何社会工作,对于从城市工厂、学校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青年团员,团组织不接受他们的组织关系或者不准他们参加团的会议;有的地方甚至把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团员清洗出团,把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少先队员开除出队”;“有些地方,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以后,对于党员、团员和贫下中农青年同地主、富农子女通婚的问题,作了种种限制,不准他们同地主、富农子女结婚,已经结了婚的,则被认为是丧失立场,甚至对他们进行组织处理”。

该文件一方面指出:“这些做法是不妥当的”,“不符合党的政策”;另一方面又认为“在对待地主、富农子女问题上”,也要防止“缺乏阶级观点和阶级警惕”的“偏向”。到1964年9月10日,中央正式公布上述文件的《修正草案》时,也增加了对地主、富农子女歧视性条文。

如“地主、富农的子女,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也不宜担任会计员、保管员、出纳员、社队企业和事业的管理人员等重要职务”;“对于同地主、富农子女通婚的党员、团员、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必须加强教育,要他们提高警惕,防止落入阶级敌人的圈套”,“如果这些人严重地受了这方面的坏影响,就必须严肃处理,特别严重的,还要开除党籍、团籍和撤销干部职务”。

60年代初,毛又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的论断,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10条”)中规定:“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之前”。当时,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就曾对此提出疑问:“难道阶级成分也能遗传吗?”
曾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报告中郑重宣布:“在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出和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是错误的”。党的著名理论家胡乔木,1981年9月14日在中共江苏省委举办的“决议”学习班上的讲话,他说:“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本来就没有那么多,没有想象的那么多,说来说去就是那么一些,除了一些地主保留了一些变天账啦,或者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时有些地主说了一些什么话啦,其它的事情,实在也很少。因此,阶级斗争到哪儿去找呢?后来就越来越到党内来找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修订本)

可见,阶级斗争最终斗到共产党内来了,大搞阶级斗争的结果,离解放全人类和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了。历史走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年代,十一届三中全决定了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同时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并于1月29日由《人民日报》公布。“决定”指出:“地主、富农分子经过二十多年以致三十多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此宣布:“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议,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这样,全国750万还活着的地富分子同他们几千万的家属子女与那些走资派、右派、臭老九们一起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这次解放,真是字义相符,不必加括号了。

这里主要谈一下”为什么要否定人民公社”:「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是一九五八年八月之后响彻中国大地的口号。要弄清它的来龙去脉,还得回顾一下历史。

早在一九五五年九月间,即毛泽东和邓子恢就一年内合作社的数目应当翻一番还是翻半番争得不亦乐乎时,毛就已经著眼于下一步,准备将数十户一社的初级社改造成「大社」了:「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何谓之「大」?他后来有个说明:「一九五五年我就提倡办大社...每社五千到六千户,二、三万人人一社」。(注1: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北戴河会议。)  但邓子恢认为大社难以管理,主张一村一社,以百把户为宜。他曾尖刻地抨击主张办几千户一社的高级社的人是「社会主义狂」。这样,毛泽东的「办大社」的主张没能马上实现。

当时,毛的理论助手陈伯达曾提出搞「乡社合一」,即将农村的基本政权机构乡政府归并到合作社里去,但立即受到了抵制。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表示反对,他说,一个社办成那么大,乡社合一,合作社势必分散力量,怎能办得好?农民打官司要到合作社,合作社要解决司法问题,这样的社长怎么当?」(注2:参见《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二月号。)这样,这件事就不了了之,再没有下文了。

邓小平以为这只是陈伯达的主张,其实陈不过是代毛泽东发言而已。当时毛没有坚持,只是因为时机未到。而到了一九五八年三月,大跃进的形势已经被鼓动起来,他便再度将「乡社合一」搬了出来,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工农商学兵什么都管。」(注3:同注2。)由此可见,对社会主义农村的结构,毛和邓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的。

有毛泽东撑腰,此时已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陈伯达就不卖邓小平的账了。他跑到北京大学去做报告:「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们社会主义的基本单位。」这位马列主义权威还写了一篇叫做《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将那个「社会主义的基本单位」,即毛所称的「共产主义的雏形」,命名为「人民公社」,可见「人民公社」这个名词的发明权虽归陈伯达,将未来社会的基本单位统括成工农商学兵的军事细胞这个概念却属于毛泽东。这是毛从政治需要出发,凭观念创造出来的,同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风马牛不相及。

基层的中共干部自然有脑子灵的人。河南有个「卫星集体农庄」,本是根据一九五八年三月间中共的成都会议的「小社并大社」的意见由二十多个小社并成的,因为苏联老大哥不用合作社这个名称而用「集体农庄」,便也称自己是集体农庄,至于名为「卫星」则是赶五七年苏联发射卫星的时髦。农庄领导人听到「人民公社」这个新名词即灵机一动,将洋货改为土产,在五八年七月宣布成立「卫星人民公社」,拔了办公社的头筹。(其地名为〔山查〕岈山,故又名「〔山查〕岈山人民公社」,一般文献均用此名。)

陈伯达只是纸上谈兵,河南的干部却首创了「共产主义新生事物」,毛泽东大为赞赏,主即指示陈伯达控制的中共中央机关物《红旗》杂志刊登该公社的章程,并下令各省「要好好吹一下」。在各省书记们各自去「吹」的时候,毛又亲自往南跑了不少地方(一有大事,他总是往南跑)。八月九日,他在山东发出了指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这样,全国农村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几乎在一夜之间统统升级、变质,成了囊括乡村一切权力的「人民公社」。

这里,毛泽东透露了他决心彻底改变中国的社会细胞的根本原因:「便于领导」。

本来,被怀疑为对党有二心的人,已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中被收拾掉了,凡对「党领导一切」有异议或并无异议但被认为碍手碍眼、不便于领导的人,不是就地监督劳动就是进了劳改场。说党的领导坚如磐石、不可动摇,决不是吹牛。

但「反右」运动没有波及农村,而党的领导成问题的恰恰就是在农村。试想那古老的农村社会,虽然每个乡都有党员在主事,但它只有行政权,对乡里的一个或几个合作社并不能全盘控制。社长们不是拿工资的所谓「国家干部」,如果他们不听党的话,乡党支部书记和乡长是很难控制的。

人民公社就不一样了,「乡社合一」,一个县就是那么七八个、十几个公社,社长、书记都是领薪水的,都明白「不举手就不给饭吃」(毛泽东语)这个原则,只要党发号召,决无不积极响应之理。过去的高级合作社大致成为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初级社大致是一个生产队,从行政到生产,连该种多少粮、多少棉,乃至如何种都由公社控制,这样的乡村当然「便于领导」了。

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将这个设想发挥得十分清楚:「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政社是合一的。」何谓大?「搞成万人、万户的大合作社最好。」何谓公?「我们将废除私人房屋。」「把资本主义的残馀逐步去掉,如:自留地和私养牲畜取消。」(注4: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北戴河。)

毛泽东并不是一个健忘的人,自然会记得五个月前他说过的话:「三年内不减少自留地和私人养猪....应该让农民发展一些副业,增加一些收入。」(注5: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林铁发言时的插话。」他只是觉得此一时彼一时,说话不必算数罢了。

他这么出尔反尔,自己不觉得有何难堪,但周恩来的总理却难当了。因为仅仅一年前(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周刚刚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他的增加农业合作社社员自留地和缩小高级社规模的提议(留地增加到总耕地的百分之十,高级社的户数由平均二百户降至一百六十户左右),现在说作废就作废了,政府如何取信于民?

中共副主席、政府副总理陈云一九六一年在自己的家乡上海青浦县调查后写的报告中表示:「我们过去三年中有一些政策变化太多」,以至农民说「共产党的政策条条好,十条有十一条办不到」。明白透灵了中共朝令夕改的情况以及农民的愤怒。

毛泽东执政二十多年,这种说话不算数的劣习感染了全党,以至每当下达前后矛盾的指令时,各级干部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计划赶不上变化嘛!」老百姓则在这官腔后面加上一句:「变化赶不上电话。」意即共产党的政策一个电话说改就改,形象地说明了人们对官方的一信任。

毛去世后中共改变农村政策,但自从中共将山林分给农民起,农民便一直在大规模地伐林换钱,不肯投资栽树,原因就是怕哪天上面一个电话打来,政策又变了,辛辛苦苦栽树又归了公。「十年不变」也好,「二十年不变」也好,人们就是不信。这是执政者长期失信于民的必然结果。   在北戴河,毛泽东还将中共进城执政后改供给制(按人头分配衣、鞋、食物等实物)为薪水制的做法大大抨击了一番。他说:「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供给制比较平等。」「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过去革命打死了许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二十二年(按:指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九年中共装夺权的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现在发明一个东西,要给一百块钱,倒是会出懒汉。....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他甚至把话点明:「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注6:一九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及三十日上午,北戴河。)

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究竟有哪些内容,他当时没有细说。但四十年前,即一九一九年春,他在《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号上对他「梦想」的「新社会生活」是这样描绘的:「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注7:《湖南教育月刊》第二卷第二号,转引自《晚年毛泽东》第一七八页。)那时毛泽东还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所以热衷于在长沙岳麓山下建乌托邦式的「新村」。现在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新村」换成了「共产主义雏形」、「人民公社」,内容却几乎没变。

要是毛泽东还是选岳麓山下的几个村镇作为他的「共产主义雏形」的试验场所,随后三年的灾难也许会小得多。可惜现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控制了国家的毛泽东再也看不上小小的岳麓山,他要把全国都变成他梦想中的「新社会」,而且以为在他有生之件就能实现。他在一九五八年的种种疯狂举动均源出于此。

毛在北戴河还说:「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

这是弄错了概念。中共打江山时,供给制是有的,共产主义却没有。一九三二年十月,毛泽东被党中央解除在军队中的职务,管物资供给的便不再给他好脸色。夫人贺子珍除了将自己生孩子配给的营养品让给他以外,又不时向当时任福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邓子恢讨取一点食物,以改善他的生活,可见当时的供给制已是等级分明了。  

当然,中共建国以后情形就更不同了。邓小平曾说:「一九五八年以后,到处给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盖房子,....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费。」(注8: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

彭德怀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也提到「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搞什么名堂?」那些房子,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豪华的程度来说,都与民居有天渊之别。虽然如彭德怀所说那「不是毛主席让搞的」(毛家乡韶山搞的规模很大的滴水洞别墅是例外,那是毛本人让搞的),但毛从来没有加以制止,也没有指示将那些长年空著的「房子」交给地方去「为人民服务」。

仅上海一地,为毛建的别墅便圈地一千多亩,园林、花木、房屋修建,连同女服务员,一百多人长年为它服务。二十年间,毛总共没有住过几天,而一百多人的工资外加维修费用,恐怕一年不下百万。湖南省委在长沙为毛建的蓉园一号,也仅在一九五九年住过一次。要是将各省为毛建的房子合在一处,其规模大概也可以和紫禁城相比了。

要是拿前国民党政府总统蒋介石的别墅、行宫同毛泽东、林彪等中共领袖的「房子」相比,那就寒酸了。仅庐山一处,毛的房子的建筑面积就是蒋介石那座「美庐」的五倍,而「美庐」也归毛使用,上海那处就更不必说了。  

要是再想到毛晚年让「妾身未分明」的张玉凤手交三万元人民币给江青以平其妒意,而当时中国工人的平均年工资不足七百元,人们就可以明白,信仰社会主义的毛泽东在思考「平等」和「空想社会主义」时,并不是将自己和百姓放在一起的。

大家知道, 人民公社成立后就刮起了五风:—共产风、平调风、瞎指挥风、虚报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北戴河会议之后中共发布决议,要求全国将生产合作社合并,成立人民公社,并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对待各合作社的财产、债务,要求不要算细账和找平补齐,「不要去斤斤计较小事」,并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于是全国农村就一下子起产来了。一九五六年搞高级社时只是进入社会主义,现在则是正式向共产主义天堂迈进,那热度自然与两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了。

愤怒的农民斗不过政府,无法抗拒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潮流,他们所能做的依然只是保住手里一点可怜的家当免被共产。他们像以前进入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时那样,杀猪、宰羊、砍树。中共对此情况是了解的,譬如罗荣桓元帅就说过:「农民还是农民,那时热潮一来,以为要到共产主义社会了,什么也不归个人所有了,于是农民到处杀鸡、宰羊,有的户一晚杀了八、九口猪。」(注10: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安徽日报》。)
  
当时,「共产主义」招牌在中国廉价供应,只要手里有个喇叭筒,谁都可以向全世界宣告某年某月进入共产主义。有的地方,公社是成立了,可是连电灯还没有,也喊著要进共产主义。各级干部,尤其是雄距一方的县委书记,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往共产主义大门里拥。

河北省徐水县委提出了一条口号:「我们要一步登天,达到人类最理想的共产主义!」这个县当时平均粮食亩产不过二百多斤,工农业总产值不过人均一百三十元,人均收入大概也就是六十元上下,连温饱都谈不上。那些书记们的马克思主义常识等于零。他们在全县范围内予取予夺,取消商业,连房屋、家畜等社员个人的财产也全部「归公」,在「彻底废除一切私有制」名义下,将农民的家富彻底地共掉了。

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什么叫共产?共产就是大车、牲口全部归公...除了生活用品和存款是自己的,其馀都是公有的,这就叫共产。」「共产共产,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他还要台下的百姓回答:「共产好不好?」农民们不敢说「不」,只得喊「好」。  

在分配上,他们实行了毛泽东一心想实行的供给制,工人、干部取消工资,农民取消劳动工分(合作社凭藉工分核算劳动量以分配产品),「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全县变成了一座大兵营。在毛泽东访问过徐水,予以充份肯定,要求推广徐水的军事化之后,《人民日报》发布了一篇消息:「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注11: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人民日报》)  

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袖倒没将共产主义仙境的标准定得很高。毛说:「(人民)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注12: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北戴河。)刘少奇的解释也差不多:「实行粮食供给制,就是在粮食这一点上实行各取所需。尽肚子吃,不是各取所需吗?又不要钱。在这一点上....是实行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的。」(注13: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在江苏省南京市和驻军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鼓吹下,「共产风」迅速刮遍全国,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对农村经济最大的人为破坏。

山东范县大吹其「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的牛皮。该县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底召开万人大会,正式宣布「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保证届时全县粮食亩产两万斤,「力争」三万斤。

山西也不落后,全省范围内已入了高级社的农民,财产早已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而尚未入到社里去的财产,如牲口、农具、运输工具、树林、果园、房基等也一律无价归公,唯一例外的是当时尚属罕物的缝纫机可折价入到公社里。不识共产美景的农民手脚利索,在入社前夕宰了牲口砍了树,得了票子饱了肚,正自以为得计。

不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原来上头鉴于一九五六年成立高级社时农民杀猪、砍树的教训,早已明文规定,自宣布将要成立人民公社那天起,社员的财产就已经自动地属于公社了;凡是在那天之后杀猪、宰羊、砍树的,均属侵吞公社财产,必须如数吐出。肉被你吞进肚里,吐不出来吗?论斤付钱,吃多少付多少。无权无势,无依无靠的农民不愿被吊在树上打,只有老老实实付钱。   江苏扬州,向有「十里栽花」之誉,所谓「扬州芍药天下秀」,自宋代起便有文字记载。培育名花精品,犹如创作玉雕石刻,全凭花农手艺,如今花也入到公社里去共产,手艺人就不值钱了。公社只关心粮食产量的数字(因为上面向公社要数字),于是芍药园一下刨平,改种粮食,花农代代相传,费了一百多年心血培育成的精品统统送进中药店,当作普通的赤芍、白芍煎了汤。至于桂花树,不管是多珍贵的品种,一概砍倒,劈成柴,送到公社食堂烧大锅饭去了。还有盆栽白兰花,本来也是花农的,一共了产,花农就永远丧失了支配权,任由大权在握公社官员处置。所以名曰「共产」,其实只是农民交出自己的财产让人糟蹋而已。

农民的住房虽然仍为个人所有,但那些破陋的民房有损共产主义光辉,与新乐园太不相称,于是河北徐水县下令拆房建新村。房子拆了三万多间,清华大学建筑系派去二十多个师生,帮助他们设计新房,但谁也拿不出建筑材料来,结果画饼充不了饥,许多农民一整个冬天没有房子住。

对于这种共产行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党校副校长兼党委书记杨献珍在一九五九年六月曾予猛烈抨击:「『共产风』是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其本质是私有制的普遍化。这就是说,你有我也有,人人都有一点。有的东西如果不能做到人人有份,就毁掉它,谁也不能占有。这是毁灭文明,倒退到原始社会的反动空想。」杨说的「毁灭文明」有例为证:一九五○年土地改革时,斗争地主,分地主家的财产,什么都按人头分,有的村子地主家里只有一匹布,也得分,于是每人分得几寸宽的布条,什么用处也没有,大家只落得个空观喜。杨还说:「有的地方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碗一筷、一铺一盖』。除此之外,其馀的东西都是公家的。这是什么共产主义?我说这是叫化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化子还要穷,因为叫化子还有一条打狗棍嘛!」

一九五八年的共产浪潮是如此猛烈,除了绝望的农民杀几头猪、砍几棵树以外,就排山倒海地推行下去了。当时,党的喉舌《人民日报》每天在全国范围推波助澜,为那些疯狂的行为喝采、助阵。这份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连篇累牍地报导安徽的「大规模的共产主义大合作」,宣传有钱大家花,有饭大家吃的「供给制」,又介绍河南的粮食免费外加工资的「半供给制」。

上级命令急如星火,大小报刊火上加油,偌大一个中国,竟在一个月内全部成立了人民公社。云南省由于有二十多个民族,其中十三个跨越国境而居,一九五八年初时入了生产合作社的农户仅占百分之十。但大跃进一来,「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各边疆民族无一例外地统统被下令入了人民公社。跨越国土到北方,情形也一样,连在天边的内蒙古大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牧民也全都变成了「人民公社社员」。「行动军事化」,这是一九五八年最时髦的口号之一,而农民一夜之间变成公社社员,恰如一个国家突然卷入战争,一个紧急动令就将全体平民变成士兵一样。

毛泽东对此非常满意。他在九月中旬对陪同他南下视察的前国民党将领张治中说:从一九四九年执政起,「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在一九五五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一九五六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

按照毛的设想,生产互助组并成生产合作社,小社并成大社,大社并成人民公社,规模越大,私有制的痕迹就越少,离共产主义也就越近。他预计人民公社的建立将会大大加速已有的大跃进,迅速改变中国的面貌。人民公社作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细胞,将会永远存在下去。按照共产党的理论,共产主义是唯一的,整个地球一统于共产社会;共产主义又是最后的,不会有「更美好的」社会去置换它了。所以建立公社,亦即「共产主义的雏形」,无疑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创举,毛为此感到高兴是有根据的。

不幸的是,人民公社并没有将毛泽东预言的「万年幸福」带给中国人民。从一九五八年到他去世的十八年间,几亿农民生活在空前束缚人的公社制度下,度过了最无生气、最无希望的时期。敲钟出工,敲钟回家。没有钟的,代以队长的口哨,或挂在村头树上的一块铁板。公社制度,将社员的积极性扼杀殆尽,使他们贫困到了极点。

我们不妨费点笔墨,将毛泽东去世前后,即人民公社制度实施近二十年后,中国农民的贫困状况记录一二。

对中共革命贡献最大湖北省红安县(原先叫黄安县,共产党将黄改为红),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输送了二百二十三个将军(中共五、六十年代共授一千六百一十三个将军衔,差不多每七个将军中就有一个红安县人)和两任国家主席(董必武、李先念)。可是,共产党执了政,人民却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甚至比以前更穷。仅一九七五年的几个月之中,便发生了好几起共五十二名女青年集体自杀的事件。譬如一位父亲在一九四六年为中共打仗牺牲的姑娘,全家辛苦干活,到年底分红,一共才得到六元钱,只够买半件衬衫。她到县城去,告诉早先为她保留一件她心爱的衬衫的售货员,衣服不必留了,便回家换上一身最破的衣裳,与另外四位姑娘一起走进村外的水库,一步一步让水淹没了自己。五人中唯一获救的姑娘告诉记者:「乡里穷成这样,不会有什么指望的,还不如早死。」

中共红安县委负责人不仅不自责,反说自杀者「怕苦怕累」,「给社会主义抹黑」,甚至说他们「生的糊涂,死的反动」。周恩来夫人闻说此事,愤怒地说:「说这话的人良心何在!良心何在啊?」

安徽省金寨县,也是全国有名的「将军县」,全国各地金寨籍的军以上干部有四百多人,授衔将军的虽不如红安多,却也有一百多名。有名的战将如曾任南京军区司令的许世友,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就都是金寨县老乡。该县「物产是丰富的、有板栗、香菇、木耳、竹、木柴、炭、茶,还有水晶石、大理石...」可是「一些山区穷得二十几岁的大姑娘没裤子穿,有的一家几口人合盖一条破被...许多老同志回到金寨,悄然泪下,深感愧对了老区人民。」(注14:《了望》一九八四年第四十七期。)

上将李志民,回家乡湖南浏阳调查后,发现人民贫穷如昨,十分痛心。他于一九八四年给中央写报告:「回想当年敌人摧残根据地时,我们曾鼓励群众:『烧了茅屋不要紧,革命胜利盖高楼!』现在,革命胜利三十五年了,革命根据地『公路不通、电灯不亮、广播不响』的情形应该改变了!」   

一九七三年六月,周恩来重返延安,看到延安地区为中共打天下尽了大力的人民由四十年代的「丰衣足食」沦入了少吃缺穿的境地,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在另一个场合,当他听到甘肃、宁夏部份地区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后,也流著眼泪说:「解放二十多年了,这里的人民依然如此贫困,我们问心有愧。」

山东广饶县,一九二四年中共在这里建立了最早的农村党支部。《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本仅馀一册完整,珍藏在这里。所以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一成立,中共山东省委就宣布该县为「共产主义试点」。十几年试下来,广饶县因外出讨饭的人多而出了名。东起青岛,西至济南,无人不知广饶净出要饭的。那讨饭队伍还有一大特色,谁都有一张本村党支部开具的证明,作为讨饭身份的「介绍信」。

这里说的是「不想前,不想后,只想高级化前土改后」,被毛泽东批为对社会主义合作化「不起劲」的老革命根据地农民的状况。为中共打天下的队伍,兵员主要来自这些地区。「一将功成万骨枯」,在那众多的将军身后,躺著不知多少农家子弟的尸骨。仅红安一个县就为中共的革命献出十四万条生命。那里的农民帮毛泽东打下了江山,毛却把他们赶进了「人民公社」的笼子。「人民公社」实施二十年中的痛苦经历证明那里的农民当初对合作化不起劲是有道理的。可惜的是,他们只是消极地「不起劲」,而没有奋力抵制公社制度,任这个祸害肆虐了二十多年。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代,全国流行著一首歌颂毛泽东的苗族民歌《桂花开放幸福来》:「毛主席好比太阳明,照亮了苗家的桂树林。」「山前山后的桂花开,苗家从苦难中走出来。」「毛主席带了幸福来,幸福和毛主席分不开。」曲子本身是美的,但是「幸福」却是谎言。贵州省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小有名气的林区,素有「杉木之乡」之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木材长期短缺的中国,那里的苗族、侗族、汉族人民是不该为温饱发愁的。然而人民公社搞了二十年,把那十来个县搞得一片萧条。「一九七八年以前...年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外出逃荒要饭。」(注15: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祖先留给他们,如今归了公」的杉木林,竟然只够他们削一根讨饭用的打狗棍!年复一年,他们在南方的凄风苦雨中跋涉,从不知「幸福」二字是何滋味。

不仅贵州的苗族人民没走出苦难,湖南的苗族人民也没有见到幸福。湘西凤凰县有个苗人居住的区,到了一九八○年,全区仍然没有一户农民拥有一辆自行车或一个手表。人民公社制度真正是把「平均」变成了「均贫」。

毛泽东号称「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可是,其他各族人民的情况也并不比山地苗族人好多少。宁夏同心县,百分之八十为回族,一九七三年的人均收作仅七点八元。四川的彝族作家吴承柏曾经这样描写本族普通农民生活的困苦:「老年人饿得脖子伸多长,孩子饿得瘦精精。」一位妇女「梳了几个月的头,攒下的头发卖得二角钱,准备拿去买盐巴过年用...」

一位青年一九六八年即人民公社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到海南岛黎族人民生活的地区当兵。他这样记述在五年间亲眼所见的黎族人民生活困苦的情形:「黎族同胞还是以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劳苦躬耕,结绳记事的原始生活在这里屡见不鲜...传说这里的黎胞常吃沤烂的小青蛙、四脚蛇之事,实实在在是真的。」(注16:一九八五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

一九七二年,一位黎族中学生退了学。热心的老师走了八十里路赶到他家中,才明白原因。在这普通的黎族公社社员家庭中,「爸爸生病卧床,母亲鸡一叫就起床舂米,煮上一锅稀饭,摆好一碗盐巴,便匆匆上工了,中午也不回来。小弟弟小妹妹们哪个起床,饿了,自个盛一碗稀饭吃。到了晚上,稀饭光了,妈妈也该回家了...」那位身为兄长的中学生无粮可带到学去,书也就读不下去了。

一九八三年总理赵紫阳访问非洲后,回北京时路过海南岛稍事停留,这位当年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海南隶属广东省)十分感慨地说:「访问非洲十国之前,我以为非洲是全世界最落后的地区。现在看来,海南岛比非洲还要落后荒凉。」

从海南岛向北走,跨越整个中国来到北疆,便是内蒙古。一九七九年的农历正月十五,中共内蒙古第一书记周惠到了卓资县的一个村庄,发现竟然有一些人家外出讨饭还没回乡。按农村传统,即使在外谋生也要在正月之前赶回家乡,何况是讨饭。如果他们能从家乡的人民公社那里讨得一点粮食,决不会流落不归。周惠当即指示当地公社把部份土地、羊畜分给社员。社员得到了归自己支配的一小块田,将它称为「救命田」。说是救命,一点不夸张,从此他们就不用外出讨饭了。不过,中共修正毛泽东公社制度实在为时太晚,内蒙古大草原上搞了二十多年人民公社,到邓小平著手改革时,已有三分之一草场退化,五百五十万公顷(另一份材料说是一点一亿亩)草原变成了沙漠。

要想对人民公社带来的中国农民的贫困状况有个准确的认识,应当记著下面的数字:

在毛泽东去世的一九七六年,黄河中游地区的一百多个县,当年人均收入是三十九元,(注17:《了望》一九八五年第二十五期)折合美金约二十元,亦即当时一名美国技术工人两小时至三小时的工资。

如以一个劳动力养活三至四人计,那么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仅相当于人家一天的工资。考虑到历史因素,不同外国比,同自己的过去相比吧。「据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七年统计,全国有两百多个县的生产水平倒退到解放初期,少数还低于建国初期。另据一九八○年上半年对全国五百万个农村核算单位统计,年人均收入五十元以下的几乎达到近三分之一。」(注18:《中南财经大学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截至一九七七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仍然低于一九五五年。(注19:胡乔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

一九五五年,正是「高级化前土改后」,中国农村「走进」社会主义之前。这一年的人均粮食占有量高踞于随后的二十二年之上不是偶然的,决不是老天特别照应,特别给了中国人民风调雨顺的年景。从上面的记述中我们看到,自从一九五六年中国成了毛式社会主义的天下,人民就没有好日子过了。一走进这个社会主义,农业就一蹶不振,人民就一直挨饿,正如一九七九年中共四川省广汉县县委书记常光南对省委书记赵紫阳所说:「大家对人民公社有意见。自从有了公社,就没有吃饱饭。」(注20:见《海南纪事》创刊号中《紫阳治蜀》一文。)

毛式社会主义使几亿中国农民饿了二十多年肚子,这是宏观上人人看得见的恶果。现在,我们要看看这恶果是怎样产生的,特别是在毛泽东搞出人民公社的最初几年中,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人民受了什么样的苦难。

大跃进的号角吹响不久,《人民日报》便从六月开始刊登各县报来的牛皮经。先是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爆出小麦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的新闻,算是放了第一颗「高产卫星」。以后各地逐渐加码,到第二十九颗卫星出现在《人民日报》时,亩产已达七千三百二十斤。以后连地处高原的青海,也参加了这场吹牛大合唱,打出八千五百八十五斤的牌子,镇住了各路好汉。水稻就更神了,报上的数字一个比一个惊人,七千、一万、一万五,乃至湖北蹦出了三万七、安徽蹦了四万三的「奇迹」。到了九月份,一行特大铅字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广东穷山出奇迹,一亩中稻六万斤」。

为了说明此数字之不虚,那篇报导特地强调,省委秘书长在场验收,决非小巴拉子们胡吹乱说。至于整个大跃进运动的头号冠军则属广西环江县,中稻亩产十三万斤,可以说是《人民日报》在历史上留下的最荒唐的记载。

虽然卫星都是某某生产大队放的,但大队书记还是农民,只有公社领导才是「国家干部」,只有他们才能令手下的宣传干事们编造谎言而脸不变色心不跳。至于调动报社的记者拍新闻照片,公社书记,社长的官衔又嫌太小了一点。真正在各地兴风作浪,将粮食产量几倍,几十倍地夸大的,是各县的县委书记们。

八月间,湖北麻城县稻子亩产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的消息见报时,《人民日报》特别发布了一幅新闻照片,显示四个小孩站立在田间的稻穗上,照片下的说明是:「孩子们站在上面就像站在沙发上似的。」不过,这个奇迹很快又落伍了。一个月之后,又一幅照片问世,其说明为:「三个人站在上面也压不倒。」

一九五八年八月间,《人民日报》还屡次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宣传「地的产是由人的胆决定的……条件论者可以休矣!」 一言以蔽之,一九五八年的那几个月中,《人民日报》制造了不知多少贻笑千载的新闻。

到了一九八五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表示他赞成刘少奇六一年关于「这几年的事情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注1:见《记者文学》一九八九年五月号陈峰的文章。)的说法:「大跃进我们犯了错误,中央要负百分之五十的责任,《人民日报》要负百分之五十的责任。」理由是「如果当时没有《人民日报》同志的瞎吹一气,我们大跃进的错误就不会有后来的那么大。」(注2:一九八五年五月十日北京中南海,与香港《百姓》杂志社长陆铿的谈话。)   

这话似乎有道理。《人民日报》这份发行量数一数二的报纸,它推波助澜比共产党通过它的组织散发文件的效率更高,危害自然也更大。但问题在于:谁是《人民日报》?它不是「党的喉舌」吗?既然它不过是中共中央属下的一个机关刊物,而不是与中共平起平坐的什么机构,它怎么配与中央平分责任呢?这等于说,嘴巴说错了话,人没有责任,责任是嘴巴的。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说过,「组织指导工作,主要靠报纸。」整个大跃进过程中,毛也是通过《人民日报》来制造「大跃进新形势」的。

这里有个例子。当时山西省洪赵县向中央报告说,将小麦和谷子嫁接,亩产可达到八万九千斤。要是再将小麦改良成一株多穗,产量将高得无法估量。中共中央对此报告不仅不斥之为无稽,反而大为称赞,转发全国,同时指示「原报可以在报上发表」。(注3:《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五十至五十四页,转引自《晚年毛泽东》第一六五页。)③  所以,《人民日报》不过是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充当喉舌而已。说到「瞎吹一气」全国上百份报纸,统统与《人民日报》一个腔调,它们又该承担百分之几的责任呢?

制造新闻的不光是报纸,还有党的宣传部控制的电影制片厂,尤其是党的一大喉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该厂在大跃进闹得最红火的时候制造了一系列荒唐透顶的消息,比《人民日报》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拍摄了一部《沸腾的广西》。这是一部纪录片,里面有这么一个镜头:一群头戴草帽的农民在割稻子,右边沉甸甸的稻穗上散乱地放著几迭茶碗,一只显然盛满开水的大木桶,桶上写著两个大字:「请茶」。

幕幕上出现这个镜头的同时,画外的解说词是:「罗城县创造了稻子亩产十三万斤的高产卫星。」这部纪录片还有一个同样惊人的新闻:某人民公社「放射了震惊全国的日产铁二十万吨的大卫星」。后来这部片子的摄制者还撰文介绍这个公社:「这是多么了不起啊!他们一天的干劲,等于完成全广西一九五八年全年的产铁任务。」(注4:《电影画报》一九五九年第二期)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拍了一部《丰收曲》,其中有湖北某大队的一百七十亩稻子平均亩产万斤,河南某大队大萝卜亩产二十八万五千九百四十四斤的镜头,验收精确到了斤。再加上影片中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亲临农村指导的场面,谁人还敢怀疑!

一九五七年,数以千计肯说真话的党内外新闻工作者被打成「右派份子」,逐出新闻机构劳动改造去了。剩下的不是秋后寒蝉,便是墙头枯草,不可能指望他们在一九五八年挺身而出,历数人民公社的弊端,痛陈大炼钢铁之荒诞,抨击大跃进之无稽。当时《人民日报》社社长是饱学之士邓拓,他对大跃进的做法是不满的,但既然党的副主席周恩来、陈云都不能出面阻挡,他又有何本事扭转乾坤?他充其量只能借古讽今,用曲笔隐晦地表达自己的看法罢了。

当年九月间,邓拓的《新编唐诗三百首》即将排印时,他发现了一首无名氏的题壁诗。那诗不见于《全唐诗》,是宋人在嵩山一个寺院里见到,推断为唐诗的,诗云:「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争似满炉煨□□,慢腾腾地暖烘烘。」(「争」作「怎」解--作者按)  

邓拓深夜打电话通知中华书局,说这首诗「非常好」,一定要编辑将这诗放进《新编唐诗三百首》裹去。他显然是欲借此表达自己对「蓦地烧天蓦地空」的大跃进的不满,但他却不能改变做党的喉舌这一既定的办报方针。既然各地报来的数字都有省委作后盾,他是无权扣压不发的。换上任何一个人,只要不是「砍头只当风吹帽」的勇士,就必定也会把《人民日报》办成世界第一吹牛报的。

一九五九年,邓拓因为宣传毛的指示不力,被毛赶出了《人民日报》。随后,饥馑遍布全国,农民成百万成百万地饿死,《人民日报》根据中央指示照样日复一日地高唱「形势大好」的调子,掩盖事实,欺骗世人。说它有錯,也只错在只知有党不知有人民而已。

大跃进闹得最红火之时,经济学家薛暮桥已离开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职务,在中央财经小组工作,但秋天召开全国统计会议时,有五、六个省的统计局长还是去找他,向他诉苦。他们告诉薛,各省报往中央的钢铁、粮食的数字都是假的。如果他们拒绝上报,省委要唯他们是问;去年反右时已有不少反对造假的统计干部包括统计局长被扣上右派帽子打下去了,他们实在不愿步其后尘,戴著帽子去劳改坐牢。但是如果将假数字报上去,又违犯了统计纪律。他们不知如何是好,请薛出主意。薛暮桥只得说:「现在大跃进的浪潮谁也顶不住,就按省委意见上报。」「总有一天中央会问实际数字。」

毛泽东虽然高高在上,倒还没有忘记「耳闻为虚、眼见为实」的古训,决定亲自下去看个究竟。八月四日,他跑到河北徐水县,就是那个宣布要「一步登天」的地方,想掌握第一手资料。然而他的马列主义不灵光,还是受了蒙蔽。  
明明亩产才二百多斤,公社社员们肚子还填不饱,可是县里的干部们却有本事在参观者所到之处的墙上刷上白粉,写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画上大如牛的肥猪和几个人才能抬得动的白菜。他们还有本事将四、五岁的孩子训练得规规矩矩的,一律穿上新衣服,列队欢迎参观者。当被问到吃些什么时,孩子们能异口同声地背诵道:「吃饺子、烙饼。」

其实,除了神志不清者,谁都看得出孩子们是在咽著口水撒谎。可是当徐水干部们告诉毛粮食已经吃不完时,他竟然真相信了,大为兴奋地说:「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吗?」(注5:一九五八年八月十日《人民日报》。)「一天吃五顿也行嘛!」他还兴致勃勃地对陪同的河北省委书记解学恭说:「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那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们是怎样蒙过毛泽东本人的呢?这很难查考,但是当时各地的「卫星」一般都是这样放出来的:干部下令家家户户卸门板,将一、二十亩甚至三十亩地的稻子紧紧密密地排在一块块门板上,然后集中运到一块一亩地大小的稻田裹。自然,这只能连夜干,否则一天过后稻子就倒伏了。

那些点头称许、以为眼见是实的首长们,怎么就没有注意到许多农家少了门板,这真是一个谜。也许首长们早就看穿,来个将计就计,也许大凡能在乡里当个干部的,多少有点计谋,让下去参观的首长看不出破绽。不过这类把戏也不难戳穿。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机关干部到天津郊区参观水稻亩产万斤的「卫星田」时,见一个小孩坐在尚未收割的稻子上。稍加审视,便发现那小孩屁股底下有一盏灯,进而追问,方知那亩稻子来自十八亩田。

四川省委书记阎红彦也没有被那些小干部的把戏骗过去。他闻说温江地区有个公社放了颗亩产三万多斤的「卫星」,便亲自去察看,发现那是将几十亩田里的稻子并在一处的结果,戳穿了那个牛皮。只是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不好给下面泼冷水,更不能处分那些造假的跃进积极份子,他只是很婉转地批评道:「像这样搞高产,花很多劳力,抛撒又大,划不著嘛!」

毛泽东本为农家子弟,本知道一亩土地只能打三、四百斤粮。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四日,他接见河南封丘县应举合作社社长时曾问:「应举社的小麦每亩收了多少斤?」回答是一百五十斤,所以他并非不了解农业现状。问题是为何两个月之后他就轻信了徐水干部们的牛皮?

据当时的电力部副部长、毛的兼职秘书李锐回忆:五九年七月十一日他在庐山会议期间曾问毛:「主席,您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毛回答说一位科学家写文章说太阳能利用得好就能办到,所以他相信了。毛早年在湖南读师范时对自然科学课程不感兴趣,「没有好好地去学」(毛三十年代对艾德加.斯诺的谈话),四十年后他轻信了那位科学家。至于那位那位科学家,相信毛对李锐说出了名字(大约李锐不欲揭人短而在回忆中隐了其名),这是著名的流体动力学和导弹专家钱学森。他在全国发行的大报上撰文说,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百分之三十,亩产就可能达到四万斤。(注6: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中国青年报》,转引自谢春寿《大跃进狂澜》第六十五页。)由于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竟然使一向鄙视知识份子的毛泽东误入了岐途?。

其实,到农村去走一下,就可以办别真伪了。主持北京工作的中央委员刘仁见到报上的「卫星」之后,跑到京郊去,指著麦长势不错的一块地问老农:「这块麦子这么好,一亩地能打五千斤吧?」老农马上来气了:「这是瞎说……只有傻蛋才会相信!」刘又问:「那你看究竟能打多少?」回答是「我看三百五十斤顶了天了!」毛泽东相信亩产万斤的报告,也不是由于轻信,这与他一贯过份迷信「精神变物质」很有关系,是主观唯心主义在他脑子里作祟的结果。自从他年轻时接受「观念创造文明」这一观点起,唯心主义已在他脑子呆了四十年,他在一九五八年的表现决不是偶然的。

在三月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作长篇发言,讲到在中国「生产力沉睡了几千年,现在一下把它叫醒过来,它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这本是浪漫的文学语言,也可以说是唯心主义。因为在中国有的只是缺乏先进科学知识的劳动者和原始的耕作工具,从来就没有什么「生产力」睡在地下。

但毛听了这话大为兴奋,插话道:「左舜生(一九九三--一九六九,湖南长沙人,一九四九年前曾任国民当政府农林部部长--作者注)他们叫『醒狮派』……¨我们才是真正的醒狮派。狮子一醒来,它就要发泄了。」(注7:《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五期第三十八页。)只要一下「唤醒」中国的百姓,「生产力」就会从地底下涌出,「使亩产一百多斤或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甚至几万斤转化」,毛对此是深信不疑的。(注8: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引自马辂等著《国防部长浮沉记》第七页。)当年十月,他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的一场争论可以说明这一点。

哲学家李达和毛一样,是一九二一年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二名代表之一。由于他和毛都已故去,这个故事是当时湖北省委干部梅白披露的,(注9:《春秋》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说,毛、李谈话「我没有参加,更不会让梅白参加」,(注10:《春秋》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因此断定梅白所写是谎言。不过梅文中毛说的话似乎不像是编造的,而且毛的卫士长李银桥的回忆与梅白大致相同因此引述在此(注11:李银桥《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二三六至二四○页。)

按梅的说法,李达到了武昌东湖客舍,一见毛便直呼毛的字道:「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通不通?」毛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并作了一番解释。李达听得不耐烦,打断了毛的话,说:「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口号是不是?」毛当即反问:「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李气冲冲地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润之,现在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未及说完,梅在旁示意李止住。毛发觉了,说「你不要搞小动作,你让他说,不划右派」。于是李继续说:「你脑子发热,达到三十九度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四十度,四十一度,四十二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

当时头脑发烧的不只毛泽东一个。党的二号人物刘少奇的热度与毛不相上下,甚至更热些。他的家乡湖南宁乡县的县委寄给他的《宁乡快讯》上有亩产六万五千斤的「卫星」,他大概相信了,所以九月下旬在江苏视察时说:「(亩产)一万斤还能再多些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这样再过八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注12:一五八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十月中旬,他到了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张世荣告诉他粮食太多了,明年打算减少播种面积。他不作调查,当即表示赞同:「我看这个方针对,将来就可实行用三分之一的田地种粮食……」

康生到处鼓吹大跃进,他竟然跑到安徵农学院去做报告,说「甘薯接在西瓜秧上,结果甘薯长得像西瓜一样大。」「烟草九公尺多高,像四层楼那么高,而且是大面积的,书本上根本没有。」当有人向他汇报说一些老教授不相信一亩地能收几万斤粮食,他竟声色俱厉地将「资产阶级」教授们训斥了一通。  因为轻信了牛皮,中央竟要求全国的国营农场平均亩产水稻三千斤。农垦部部长王震断然拒绝这一指令:「三千斤达不到,一千斤也达不到。」可见王震还是位明白人,比打包票要在一九五九年生产三千万吨钢的冶金部长王鹤寿高明不知几许。

当年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党的另外一位副主席朱德元帅同为农家子弟,也比毛泽东高明一些。一九五八年秋天,他的家乡四川仪陇县有三位青年到北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份子大会」,朱德将他们请到家中作客,问他们:「稻子收得咋样?」这三位积极份子一连串吹牛的数字脱口而出,朱德却不轻信,又追问了几个问题,马上使来客哑口,露了馅。不过,当他被邀到广东番禺县参观番薯(又名白薯、地瓜)亩产百万斤的「卫星田」时,虽翻开泥土看出了破绽,却只说了一句,「番薯排列得像军队那样整齐」,没有公开揭主人的短。

同样是元帅,同样参观了那块亩产百万斤番薯的奇迹,外交部部长陈毅却相信了眼见的「事实」,并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证实那奇迹之不虚。同年底,国防部长彭德怀到湖南平江县,直截了当地问县委书记:「老王,今年亩产多少?」王老实回答:「部份高产田亩产才八百来斤。」彭又问:」最高的才只有八百?」答:「只有八百。」「你好,说了老实话。」彭当即夸奖,「别的地方一报就是八千斤、上万、几万斤呐!」

同时,有一个省的负责人向中央吹牛说已解决了全省的水土流失问题。总理周恩来闻知,即带领水利部的负责人坐上直升机到那里转了一段路,看到荒山秃岭依旧,戳穿了那个牛皮,可惜的是,吹牛不犯法,大大小小的阿大夫们无一受罚,照旧大权在握,威镇一方,照旧吹他们的牛皮。

五月间,河南省长葛县的县委书记吃了豹子胆,竟敢跑到中央在中南海的会场上去吹牛,说是他们将全县一百多万亩土地全部深挖了一遍,做法是先将表层熟土剥下放置一旁,将下边一尺五寸深的生土出,用锄头将土块一一打碎,搅拌上肥料,再埋下去,然后覆上熟土,于是产量翻了一番。一辈子老谋深算的毛泽东,竟然天真地立即相信了那位县委书记的说法,夸奖说「这是一大发明」,并当即要求全国各县照此办理,在三至五年内按一尺五寸的标准将全国的土地都挖一遍。

由于一切都靠手工,如果按长葛县县委书记说的去做,一人一天只能翻两平方米,就算加班苦干,干它四平方米,全县按二十万个劳力计,别的什么都不做,全部投入这项工作,也要七百五十天才能干完,可见这位县委书记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但毛居然轻易地被一个七品芝官骗过去了。   

毛泽东熟读史书,自然明白随文帝留下的民富国强的大好家业是如何被炀帝败掉的。征辽外加挖个大运河,便弄得神人共怒,掀翻了他的金銮殿,千馀年来,成为所有治国者的前车之鉴。而今若按毛泽东的指示将全国的土地都挖一遍,那土方量是多少?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相当于一百米宽、十米深、一千五百公里长的大运河整整三百条。

三至五年内挖三百条大运河,另外还有几千万人在炼钢,这个江山难道他不想要了?不是的,他只是轻信了长葛大夫的胡言,又忘了请秘书核实一番而已。长葛县委书记敢到「朝廷」上去吹牛是有靠山可依恃的,省里的吴芝圃大人公布的河南省的跃进数字比他长葛县伟大得多:全省大搞水利工程完成的土石方量,要是铺成一米厚、三十四米宽的大路,可以从地球直铺到月亮,或者相当于开挖四十八条巴拿马运河,一百一十条苏伊士运河。

在那每天都有新的「历史奇迹」出现的日子里,作为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要取其中一个「奇迹」解剖一下,察其真伪。他相信了,而且认为一处能做到,别处也应当能做到。这样一来,两千多名县委书记回到各自的辖地真的深翻起土地来了。

一说深翻,自然是越深越好,你说一尺五,他说二尺,我说三尺,大夫们一个个成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好汉。不知哪位科学家说,农作物的根须可以长到三尺长。由于下层生土板结,根须伸展不下去,不能吸收足够的营养,因此要充份提高产量,应当翻土三尺。于是毛泽东对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说:「深耕要逐步做到翻三尺。只有深翻,水、肥才能充份发挥作用。以后单位产量(亩产)搞到八千斤,每人二分地就够了。」(注13:华北、东北九省农业协作会议后向毛泽东汇报时毛的「九点指示」。)

陈正人向全国传达了毛的这个指示,但是究竟是下面自行攀比,先发明了「深翻三尺」的口号,还是毛发了这个荒诞的指示后各地响应,如今已很难考证了。在那些「敢想敢干」的日子里,深翻三尺已经不光荣了,有的地方互相攀比,越挖越深,甚至挖到一丈二尺,比造楼房的房基还深。下命令的中共干部自然不会动手去挖土,遭殃的只是成了「人民公社社员」的老百姓。

公社社员们本已疲于奔命,如今又要深翻土地,只有挑灯夜战。电灯、灯笼、火把,凡能用来照明的全拉到地里点起来。中国农村的土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那样壮观的场面,感情再冷漠的人见了也会感动得热血沸腾,诗人、作家见了更是灵感泉涌,写了无数的诗歌、散文,歌颂那「挑灯夜战」;唯有手执锄头干活的农民才知道,自己「被驱不异犬与鸡」!

《安徽日报》十月十八日头版刊出一篇报导:「浅水养不出大鱼,浅土长不好庄稼,全省已组织二百三十万人的深翻土地的大军。」文章说,通过「鸣放辩论,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扭转了抵触情绪,使群众认识到深耕的好处」。由此我们知道,农民对如此深耕是有「抵触情绪」的,在「辩论」、批判之后,被逼得无奈才去深翻土地的。在这块土地上,农民并不是主人。譬如山西阳城县,十二月份已冰冻三尺,可是还有干部逼著农民摸黑去「深翻土地」(因为没有灯可挑),尽管锄头抡下去砍不进一寸深。这时的中国农民已完全成了没有自由的役工。

好在生产大队和公社里的书记们光有无限忠于毛主席之志,却并没有五年内挖三百条(深翻一尺五)或六百条(深翻三尺)大运河的决心。他们可并不真的想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上上下下关心的只是如何在最显眼的地方(譬如上级的轿车最可能驶过的公路旁)挖一块地,插上个「深翻三尺」的木牌牌,县里来检查时好有个交代;或者将大报、小报的记者招待一顿,请他们弄个消息,在报上登一登,出点风头。挑灯夜战虽然壮观,但谁也没有本事连续两年不睡觉,一般都是熬它个三、五夜,编个数字往上一报,也就偃旗息鼓了。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彭德怀在湖南视察时曾见过上千人挤在一块二十亩的田里深翻土地的场面。可以想见的是,这种场面并没有维持几天。

由于认为自己有著伟大的动机,干部们在撤谎、吹牛时一点也不觉得羞耻。譬如河南省召开省党代表大会,登封县的县委书记在大会上堂而皇之地发言,为自己吹牛、造假的行为辩护道:「不虚报,就不能鼓足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一连七、八个「不虚报」,就如何如何,俨然把自己当成了英雄。  

后人也许会问,难道这位登封人不怕下油锅?答案是:一、法不治众,大家彼此彼此。二、河南在省委书记吴芝圃的率领下,已吹出了「千斤省」(即全省粮食平均亩产一千斤)的牛皮,天塌下来先砸个儿高的,要下油锅也轮不到他县委书记。三、省委吴书记正在物色接班人,既然他喜欢吹牛,那么为吹牛寻找理论根据自然可以博得大人的青睐,说不定可以脱颖而出,升迁到省城去。

后人也许还会再问:难道省委书记就不怕得个「欺骗朝廷」的罪名,被套上大枷送到京城?答案也还是上面那三条。总之,吴大人就是不怕。八月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批评党的监察委员会不起作用,主持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锡五便率领了一批人到吹牛最凶的几个省去调查。他们一路上不敢乱发议论,到了河南,见吴芝圃等人闹得实在不像话,方出面向吴提了一些意见。但吴自恃人民公社的发明权归本省,认为自己是大跃进的英雄,根本不将监委书记放在眼里。

刘无可奈何,结果真的是「不起作用」,白跑了一圈。「不起作用」倒也罢了,八年后文革一开始,中央监察委员会就被诬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据点」。以刘为首,十五位常委中被整死和被逼自杀的竟有八位。监委被一举摧毁,毛泽东、在中央为所欲为,成了不受监督、约束的君主。这是后话。

当时,规规矩矩做事的省委书记也有,陕西的第一书记张德生可算一个。由于在别人胡来时他坚决不跟浪潮,不肯向中央吹牛说大话,陕西被批评为「黑锅底」。但周恩来心里有数,曾风趣地夸奖张领导的省委是「守法户」。由周恩来这话可以判断,当时规矩守法的必定是少数。这一点也可由五、六个省的统计局长向薛暮桥诉苦这件事得到印证。

对于一九五八年的种种疯狂行为,音乐家、上海音乐院院长贺绿汀有一句很精辟的评语:「大跃进是空洞名词,鼓励急躁情绪,浮夸作风,不要科学,违反规律。」在那一年中,中国人制造的荒唐事件,表现的疯癫行为可能超出了过去一千年的总和。除了前述与大炼钢铁有关的外,这里再略述几个。

二月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指示,公布了各省市计划实现「四无」的期限,如北京定为两年,河南三年等等。由此搞了个全民动员、亿万人参加的剿灭麻雀的全国会战。仅北京一处就有三百万人上阵,连续闹了三天,共打死麻雀四十万只。平均起来,每二十五个人合作奋战一天,消灭麻雀一只。剿雀大军中包括华罗庚、钱学森等最优秀的科学家。  全国各地统一的行动,全民「除四害」之外,还有一个「全民写诗」。

由于毛泽东在三月间成都会议上指示「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中共中央竟号召「全民写诗」。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发言中说,老百姓对此「不胜其烦」,这大致是事实。譬如山西省委号召大放「文艺卫星」,要青年人每天写几十首诗。作家赵树理就对请他去讲话的年青人说:「我给你们泼凉水啦!我是一个职业作家,一年还写不好一本书,你们一晚上怎能写出几十首诗?别说放卫星,连个起火(即烟火炮——引者注)也放不成。」可是讲完后,主持会议的干部照旧宣布,每人必须写诗若干,不得偷工减料,气得赵树理当场拍了桌子。

有一个人倒是一个晚上写了几十首诗的,这是正在黑龙江北大荒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份子聂绀弩。他在其《散宜生诗》自序中告诉我们,一九五八年「大办文化」时在北大荒劳改犯农场中发生的一件趣事:「一天夜晚,正准备睡觉了。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人都做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要做诗。...说是要使全中国出多少李白、杜甫,多少鲁迅、郭沫若。」「立刻每人炕头都点上一盏灯。这房里是两条几十人的长炕,一时百来盏灯点起来,满屋通明,甚于白画...」劳动了一整天,大家都想睡觉,对这种命令自然是「不胜其烦」,但聂绀弩却窃窃私喜,因为他可以光明正大地做诗了。他写了大半夜,第二天一早交出一首七言长诗,想不到竟荣获表扬:领导宣布他做了三十二首诗!原来领导为了凑数,将他的诗按七言绝句四句一首的标准裁成了三十二份。可见名曰「大办文化」,当官的关心的只是「大办」而非文化。

在「大办」的热潮中,云南省会昆明办了个「万人赛诗会」,一连数天,满城都是张贴的诗画。云南大学校长、文学家李广田看了三天之后,在教室里对学生说:「同学们,我仔细琢磨了三天三宵,这里面确实没有一首可以称之为诗的东西。」

由于平民百姓的诗作无人刊印,我们仅能由名人诗作之不堪卒读来推断李广田的言之不虚。如戏剧家、诗人田汉时为文化部副部长,在大跃进中写的是竟是这样的「诗」:「一九五八年,祖国不寂寞。人民干劲大,一个赛一个。」

全民写诗,劳民却不伤财,至多破费点笔墨纸张。毛泽东号召的「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虽然号称有两亿四千万民兵,但那只是花名册上的兵,造成的危害也并不严重,仅仅苦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他主持民兵工作,可是对各地汇总来的民兵人数,他吃不准应当打六折还是打四折,只好说:「究竟民兵有多少,是个谜。」(注14:《罗帅最后十五年》第九十九页。)

经济建设就不一样了,各地搞的五花八门、举不胜举的名堂,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1959年召开的庐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发起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的毛泽东显然是一个严峻的时刻。七月二日会议一开始,也就采取了守势。他一方面要求大家承认「成绩伟大」,一方面又坦白承认「问题不少」。当然,他也有为自己开脱的逻辑:「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卡子?...说不清就硬著头皮顶著,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可见他也明白自己八个月前曾为粮食吃不完、需寻找出路而发的议论已成了笑柄,只得将宝押在时间上面,希望明年粮食一多,地球又可以翻转过来。至于明年无数农民默默饿死这一惨剧,则是他在庐山时万万料想不到的。

为安抚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他特地将一直受他压制的、对经济问题相对较为内行的陈云表扬了一番:「过去陈云同志说,要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对于「成绩伟大」一词,与会的中共高级干部不敢公开否定,而对于刘少奇「成绩讲够,缺点也讲透」的说法,他们则只对后半句感兴趣。由于刘本人在七月四日的小组会上说:「说老实话的人,去年不好混....一九五八年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教训」,等于说成绩是零。

与会者除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等少数人外,对「成绩」毫无兴趣,按李锐的回忆,「大家对缺点...津津乐道,泄气思想和泼冷水现象还是严重存在的。工(业)交(通)系统埋怨情绪最大。」

不过,按毛的想法,庐山会议「是所谓『神仙会』,原来只准备开十几天,产生一个会议的《纪要》就结束的。」,并无重大议题,因此埋怨归埋怨,不满归不满,气氛一点也不紧张。

毛泽东认为一九五八年的偏差已在上半年的会议中解决了,这次会议只是交流情况,统一一下思想,顺便休息一阵,然后下山去继续大跃进。他相信党中央会跟著他的指挥棒转,在他划定的圈子里做总结,所以这次请人上山多半有点避暑消夏的意思。

李锐说:「开始确有点像『神仙会』的味道:白天开会游山,晚上散步跳舞」,总之闻不到火药味。不爱玩的老同志如董必武、林伯渠等,吟诗填词,爱大自然的天不亮就上含鄱岭看鄱阳湖日出。

主管国家经济计划的副总理李富春、公安部长罗瑞卿、四川和上海的第一书记李井泉、柯庆施甚至有兴致打麻将,一打就打到深夜。

毛的兴致也不坏,在早已调来庐山待命的国家游泳队十几名健将的围护下,下了庐山水电站的水库游泳。他兴冲冲地对运动员们说:「我来表演一个新名堂给你们看看」。他真的表演起来:躺在水面上,「这叫困觉」;右脚搁在左腿上,「这叫坐凳子」;踩水,说是「立正」...他悠然自得地衔著一枝香烟,躺在水面上吞云吐雾,真有点神仙的味道。

彭德怀从七月三日到十日每天都在小组会上发言,对「吃饭不要钱」、「全民办钢铁」、「砸锅」办食堂等陆续加以抨击,对毛泽东本人也有所批评,譬如「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主席也去过这个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谈过这件事,我看他是谈过的。何必隐瞒呢?」这无疑是非议毛的品质,认为毛在撒谎。更为尖锐的是,他不指名地批评了毛的左倾:「我们党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可能是由于直觉,也可能是他想起了毛在去年成都会议上说的「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注17:《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五期第四十一页。)他真截了当地说:「『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注18:马骆等著《国防部长浮沉记》第四十一页。)

如此直言批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还是头一遭。彭说话时甚至有人怕惹祸上身,佯装上厕所,悄悄地离开了会场。

眼看会议要失控,毛泽东于七月十日作了个「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要思想统一」的讲话。一方面,他进一步退让,对人民公社的性质作了重大退却,不再将公社说成是共产社会的雏型,却说「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另一方面,他又要求大家同意总路线「根本不会错」,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只是一个指头,「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

既要稳住阵脚,又要平息同僚的不满,毛只得文迥饰非,说「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炼钢铁,赔了二十多亿,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付了学费。」这个结论显然不能服众。全民炼钢一举,「仅财政拨款的小钢铁(企业的)亏损就达一百一十亿元,六千万农民上山找矿的劳动,群众『捐献』的铁器中所包贪的价值还不包含在内。」(注19:《宁波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一期。)后来,副总理万里于一九八六年七月三十一日说:「『大跃进』决策的失误造成数以千亿计的重大损失。这还只是物质财富方面计算出来的损失...」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八六年二月在一篇文章中说:「据有关部门统计,『大跃进』给国家经济上造成的损失近三千亿元。」(注20:河北石家庄市《共产党员》一九八六年第二期。)

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两年之中蒙受如此巨大的损失,毛竟打算用「付学费」搪塞过去。要是就这样让胡乔木、周小舟、田家英、李锐等写个「会议纪要」以结束会议,众心自然难平。尤其是彭德怀,他骨鲠在喉,该同毛泽东谈的还没好好谈呢。

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的观点与彭大致相同。一九五八年底彭视察湘南时,周曾陪了他三天,两人一起看到为搞「居民点」将村庄拆迁一空的情形,看到过上千人挤在一块二十亩的田里深翻土地的场景,听过县委书记汇报粮食的困难情况,看法比较一致。因此,周见彭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同毛正式谈一次,便怂恿道:「我们同主席谈话很随便呀。」周把七月十一日夜与毛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彭,并建议彭将自己的几次发言整理成文。受此彭励,彭于七月十三日熬夜写了一封长信,第二天清晨由参谋送到了毛泽东那里,结果惹起了影响历史的一场轩然大波。

尽管一个跃进几乎搞得几亿农民家家乾净、徒具四壁,彭德怀的勇气比明代带著棺材当面骂嘉靖皇帝「嘉靖者家家皆净也」的海瑞还是差得很远。他那封信写得委婉、含蓄,十分客气,刻意迎合毛泽东的地方便有好几处,譬如「农村公社化,是具有极其伟大意义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总路线是正确的」等等。很可能这些话是秘书王承光加进去的,因为这比彭在三月底于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说法后退了一大步。  

那次会上他说:「『大跃进』的政策从根本上来讲是不是错了呢?我看是错了...如不采取措施改正过来...恐怕人民就不会相信你共产主义了!」(注21:马辂等著《国防部长浮沉记》第十九至二十页。)由于秘书删改了「带刺激性的词语」,使他在这封信中刺激毛的神经的地方只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句话。

彭在七月六日的小组发言中曾说:「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所以,上述的「我们」当然也就包括毛。信中又说「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这「不少同志」自然也有毛的一份。这是一生致力反右派、反右倾,最忌别人说他「左」的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不过,在反击之前,毛又忍了十天。

这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他其实并不是忍,而是静观风向。他需要知道有多少人同彭德怀站在一条战壕里。如果多数政治局委员旗帜鲜明地支持彭的意见,他就得权衡打击彭的后果。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表决机器并未被他操纵,他不能不谨慎行事。

毛将彭的信冠以「意见书」印发,与会者便明白了局势的严重。凡言犹未尽的都龟缩了,他们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不再说实话。

只有电力部副部长李锐大胆响应,说:「彭总胆大,敢把问题尖锐提出,打破压力局面。」但他和同样支持彭的观点的周小舟却因而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因此当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七月十七日抵达庐山时,两人便去看黄,告知会议情形。建国初,黄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李当时也在湖南,都是黄的老部下,此时彼此观点也相近。

当晚,黄在彭的住处看了彭致毛的信。十八日一早,周、李又去看黄,「快到开会时间,彭德怀夹了本子过来了。黄对彭说:『你的信有问题,不能这样,漏洞很多。』」(注22:以上均见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刊印的《彭德怀反革命罪行汇编》。)但黄克诚仍然勇敢地在十九日的会上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他没有表明赞成彭的信,但说:「公社当年搞好还是不搞好的问题,回答是不搞更主动些。」

周小舟也在当天发言,明白说:「彭总给主席的信,我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他又以一九五八年湖南搞的土高炉为例说:「我看就只有失,无所得。」

黄、周二人都是即席发言,并未认真论战,唯一在对彭的非难逐步升级的火药味中正式出击的只有一个人,即一九三五年后做过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

张是个留美也留过俄的知识份子,一向没个人野心。在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期间,张几乎是放手让毛逐步由军而党控制全局,自己则步步让权。由于他总是赞同毛的意见,时时紧跟毛,为此曾受过党内同事的讥讽,他却回答道:「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那时,毛对于这么一个名义上主持党务、实际却听他指挥的角色十分满意,曾称许他说:「你是一个开明之君。」(注23:见《回忆张闻天》一书中李锐的文章。)一九四二年中共在延安整风,毛上台前作过领导人的个个要检查,张闻天主动将权交给毛,自己下乡作了一年多的农村调查,从此脱离了中共的决策圈。

张闻天与其他中共高层人物一样,一贯服膺毛泽东。但是毛在一九五八年的行为使他改变了看法。在庐山会议进行初期,他对秘书不点名地批评过毛泽东:「现在就是骄傲了,这几年搞得不错,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力量了。就像当年斯大林所说,胜利冲昏了头脑。」

七月十九日,他决心介入论战,支持彭德怀,并自己动手写提纲,准备在会上发言。正当他写作时,毛的秘书田家英打电话给他,说毛刚说过不能取消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因此建议他回避供给制、食堂问题,不要谈。张却决定不管毛的看法如何,也要阐述自己的观点,不惜与毛正面冲突。

二十一日,他在柯庆施主持的小组会上讲了三个小时。其间以柯为首的毛的支持者不时打断他,反驳他,而同情他的却无一人敢吱声,连黄克诚也没敢挺身而出。黄事后回忆道:「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不觉为闻天同志捏了一把汗。」

尽管是参与辩论,张闻天的发言中仍然有不少恭维毛的话:「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很坚强」,「主席经常讲要实事求是」,「主席说,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主席要我们学政治经济学,据我的体会....」等等。更重要的是,他也说总路线是正确的,而且支持毛的说法,说「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是一比九的关系」。他这样说,必定不是心中实话,只是为使毛听得顺耳。其实他这样做无济于事,因为他的发言记录稿中光「损失」和「很大损失」就有一百零八个,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他又说「有的人公然违反客额经济规律」,「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自然触痛了毛的神经。此外,他说「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等于是批评毛言行不一;「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人总是怕杀头的....」等于批评毛压制民主,使党内同志不敢说话。这种批评虽然措词不很激烈,却也是毛执政十年来从未听过、也不想听到的。

当天会后,张散步到彭处(两人住处有条只是几十米的小径),对彭说:「今天我讲了三个钟头,我支持了你一下。」彭看了张的发言提纲后说:「你讲的还很全面。」此时,两人都未意识到毛泽东要拿他们开刀了。

一九五九年夏天,国家经济情况已很恶劣,这正是与会者严重存在泄气思想、埋怨情绪的原因。据粮食部部长陈国栋回忆:「一九五九年七、八月间,我在参加庐山会议时,就已经坐不住了,白天黑夜都有人打电话来催要粮食。很多城市,如渖阳、大连等都只有几天的库存了,有些地区农民也缺粮,要靠国家供应。」(注24:见《怀念周恩来》中陈国栋的文章。)在这种危急关头,要是毛泽东面对大跃进造成的烂摊子引咎自责,改弦更张,或放权让同僚们去处理大跃进的后遗症,首先根据各地饿死人的警报全力解决粮食问题,那么事情还有救,至少不会弄得半年后全国饿殍遍地。

然而,好像祸国殃民还嫌祸得不够似的,他将中国拖入了又一场灾难之中。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自称「顶了二十三天」之后,召集全体会议,宣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对彭、张等人发动了突然袭击。

他并没有点名,可是「右派边缘」,「资产阶级动摇性」,「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站不稳、扭秧歌」,谁听了都明白他攻击的是谁。他极端情绪化地一个人骂了半天,也不问其他几位党的副主席有没有话要说,就宣布散会。以往中共中央的高层人物长期将这位主席像神似地供奉著,如今在他面前一个个全成了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侍从。

毛泽东主要的左右手刘少奇、周恩来明知其政治局的同事无端被诬,可是两人都不动声色,十分镇静,不像别的与会者多少有点震惊。因为两人事先已受到毛的关照,在入场之前就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了。七月十六日毛把刘、周和朱德三位副主席请到他住处,告知已将彭德怀的信冠以「意见书」下发,并要他们「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这时周恩来并没料到毛已动了杀机。在二十日左右的一个舞会上,水电部副部长李锐问他对彭的信有什么看法时,他随便答道:「那没有什么吧。」可是二十二日半夜,毛将他和刘少奇召去,告诉他们要拿彭开刀。其时刘刚服过安眼药,在睡梦中被召后硬撑起床,让人架著去毛住处。大约头脑尚未清醒,也可能从来就不敢顶撞毛,他当即表示支持,似乎完全忘了会议开始时他说的「深刻教训」。周恩来一定对毛去年的训斥记忆犹新,自然不敢表示异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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