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组织神秘化和神圣化

清除组织神秘化和神圣化

作者:范海辛

中共的组织路线又称民主集中制,一般被概括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与此相匹配的有列宁关于人民、阶级、政党、领袖关系的理论,从此理论中,又孕育了共产党的统治理念。为此,有必要对此进行追根溯源,宜从国际共运的源头上来探究工人政党组织路线的演变脉络。

19世纪40年代,正是欧洲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劳资矛盾尖锐之时。在1848年革命后不久建立的“第一国际”,其所遵循的内部组织原则与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东西,相差何止千百里。

组成“第一国际”的两个主要工人组织,一个叫“四季社”,另一个是“正义者同盟”。这两个组织的领袖慕名找到了马克思、恩格斯二君,就像水浒梁山的宋江拉卢俊义入伙一样,迫切希望马、恩二君能与他们“啸聚山林,共襄义举”。马恩提出了组建“工人国际”的政治纲领,同时也提出了“国际”内部的组织原则,这个原则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

  1, 以民主制取代原来的集中制;
  2, 不搞一元化领导,党内的意识形态与行政领导实行“政教分离”。

集中制原则是11-12世纪时由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烧炭工人组成的秘密会党黑手党所创立的,其原则就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教父”。这个原则差不多被中世纪欧洲所有的秘密会党沿用。法国大革命时期有一个巴贝夫派,据说就是内部实行这一原则的工人政党。至19世纪,巴贝夫主义又演变成了布朗基主义。布朗基主义的专制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制格格不入,多次遭到马恩的严厉批判。马克思认为,工人国际同盟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是志同道合者的团体,不是中世纪的帮会,因此内部必须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制,不能搞人身依附的专制集中制。同时,在马恩的坚持下,参加国际的各党都废除了新党员加入要宣誓效忠等陈规陋习。

马恩二人是“第一国际”的精神领袖,但他们并不负责“国际”的日常事务,同时二人的政治理论也非“国际”唯一的旗帜。“国际”各成员党都有自己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他们的思想理论不必与马恩保持一致。“国际”的行政领袖既不会指挥马恩写什么文章,也不必反过来事事向二位精神领袖请示汇报。

这样的民主制无论是其成员在各国处于合法或非法地位时,基本都没有变化。但是到了文化传统完全不同的俄罗斯,情况就起了变化。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制组织原则在190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彻底颠覆。列宁认为,俄国是沙皇专制国家,与西欧不同,无法走议会道路。为使党有战斗力,组织路线必须恢复布朗基主义的集中制,非此无战斗力。这次代表会上,同意列宁“火星派”的代表占多数,俄文发音为“布尔什维克”,反对者是少数派,称“孟什维克”。最后当然是多数派获胜,由此世界上又一个实行集中制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建立。1906年,因斯托雷平改革,俄社民工党可以进入国家杜马,列宁又将党的集中制改成了“民主集中制”。

在“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后,由于列宁以胡编乱造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滥杀无辜、大搞“红色恐怖”,不仅引起欧美各国人民的广泛震惊,而且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也引发争议和不满。当时“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德国的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罗莎 卢森堡纷纷撰文批评列宁搞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党的专政”、“领袖专政”。列宁为此指责他们是患了不懂“常识”的“幼稚病”。在《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他提出了著名的人民、阶级、政党和领袖的相互关系理论。列宁认为,人民是分裂为不同的阶级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等;资产阶级因为是专政对象,所以不是人民),在这些阶级中,只有工人阶级最革命、最先进;而在工人阶级中,还有各种政党,但只有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政党才是阶级的先锋队,因为这个党掌握了解放全人类的终极真理。要使这个党能正常活动,就必须有一个领袖集团来领导党,而能成为领袖的,是党内那些“最有能力、最有经验、最有威望”的同志。列宁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常识”,至于为何必须如此、不如此会如何,列宁并未给出任何解释。

人民、阶级、政党、领袖,犹如一座金字塔,对于这种前现代的传统政治秩序,长期生活在沙皇制度下的俄罗斯人民当然觉得很正常,但对于处于新教文化背景下的德国人而言,就是需要解释的——为何无产阶级内部只能有一个先锋队?为何不能有两个政党相互竞争先锋队?无产阶级领袖难道因为有经验、有能力、有威望,就必然正确吗?他们犯了错误又如何纠正?

为何说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路线和列宁的理论中隐藏着神秘主义呢?因为这里有一个发现真理、掌握真理的能力问题。个人为何要服从组织、下级为何要服从上级?因为组织和上级比个人和下级有更强的发现、掌握真理的能力。同理,为何领袖领导政党,政党领导阶级,阶级领导人民,也是因为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强的发现、掌握真理的能力。那么发现与掌握真理的能力是否与人数的多少、职业的不同、职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有关呢?应该说二者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连续。

相反,我们通过常识知道,真理认知能力与下列因素无关:

  1) 与人数多寡无关,因为真理总是由少数人先发现的;
  2) 与人的品性道德无关,贤者未必能比一般人有更强的真理认知能力;
  3) 与权力和金钱无关;
  4) 与血统、种族无关;
  5) 与一些人按某种方式结成某种组织形式无关。

  真理的认知能力仅与下列因素有关:

  1) 个人的智商;
  2) 个人掌握的知识、信息及拥有的经验和阅历;
  3) 个人的实践以及在实践中的用心程度(敬业精神)。

一些具有某种血统、信仰了某种学说的人,在月圆之夜的某个圣地按某种方式排列身体,便能获得某种超自然的神力,这是一种原始宗教(巫术)或迷信。

有人认为,下级服从上级,是因为上级掌握的信息全面。那么信息为何就不能公开呢?原来,垄断信息也是维护权威的必要条件。反过来说,对于一个县的情况,县政府应该比上级更有发言权,但是在“权力-真理”的神秘主义架构中,权力大的人才最有发言权。

在阿Q时代,文盲占据多数,一些读书人以布朗基主义纠合一帮人形成的组织当然要比作为阿Q的个人具有更强的真理认知能力和行动能力。但是到了21世纪,科技文化大为普及的情况下,凭什么一个律师对某个法律问题的见解就一定不如按某种仪规组织起来的一帮工程师?

中国要前进,就必须从这种对“组织”和权力的迷信中解放出来。

以上谈的是关于神秘主义的问题,下面讨论神圣化的问题。

神圣化与神秘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神秘主义是神圣化的理论基础,神圣化是神秘主义的结果之一。神圣化是每个民族进入现代化之前的必然的思想状态。封建王朝时期的中国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一个世俗化的社会,因为中国没有象基督教和伊斯兰国家那样的严格的一神教,而且,始终是世俗的皇帝掌管着国家和社会的最高权力,从不与各种宗教分享。但尽管如此,传统的中国仍然是处于神圣化的蒙昧状态,神圣化的对象不是天上的神,而是世俗的王权。皇帝在中国被称作是“受命于天”的“天子”,代表天神来执掌人间的政权。因此中国的封建王朝是一种不同于西方观念的“政教合一”的政权,皇帝不仅有权管臣民的衣食住行,而且还能管他们的灵魂。这是一种极权主义的政体。在这种极权之下,臣民之间虽然早就有了相互的权利,但面对王权,这些权利统统作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就是这种极权状况的真实写照。中国人政治生活中讲究“义”,这个“义”的核心就是“忠孝”。所谓“忠”就是对王权的只有义务、放弃权利的承诺。这就是王权崇拜,王权崇拜的结果,就是根深蒂固的“朝廷无谬说”和忠孝文化的代代流传。

虽然我们告别封建王朝已近百年,但是神圣化的问题依然广泛存在。更吊诡的是,神圣化也在“与时俱进”。表面上,封建王朝的器物已成文物,实际上,封建极权的观念仍旧是我们的基本观念。由于神圣化的现象非常普遍广泛,这里只讲两个问题:

  1) 对工人阶级的神圣化;
  2) 对中央政府的神圣化。

  任何神圣化都伴随着妖魔化,在对工人阶级神圣化的同时,被妖魔化的是知识分子;对朝廷神圣化的同时,被妖魔化的是基层政府和官员。

1) 对工人阶级的神圣化

阶级本身实际就是一种社会分工、一种对某些职业的归类,应该不含有某种不可言喻的神秘因素。现今中国的工人阶级绝大部分已不能称为“无产者”了,他们实际就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因此称为工薪阶层更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但是在传统的语境中,工人这种职业似乎天然含有先进、革命的因素。然而实际是否如此呢?革命战争年代,农民、无业游民和流氓无产者的革命性似乎都比大城市中的产业工人要强烈,而且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实际就是农民。

尽管这些情况无可否任,但是在中国政治家的眼中,那些生产机器的工人无疑是具有某种神圣性的,因为他们一是干体力活、属于劳力者,这便具有了道德上的崇高性;其次,他们与散漫的农民不同,他们有着严格的劳动纪律;第三,他们操作机器,掌握一定的技艺和科技知识。如果说以上三种因素就使工人阶级具有了神圣性,那么医院的医生护士组成的劳动集体为何就不具有工人的革命性和先进性呢?唯一的差别似乎是医院里面太干净,不符合革命的美学原则。公司里的白领,既有老板的规章制度、又有行业操守与职业道德的制约,差不多人人都要掌握电脑技能,难道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出大力流大汗,因而就丧失了革命性和先进性吗?实际上工人作为劳动者、工薪者,与其他行业的劳动者都一样,难道第三产业的劳动者就下贱、就不先进?如果能满足这三个条件的职业就有革命性和先进性的话,那么职业军人、职业运动员岂不都应属于国家的中坚?更为可笑的是,为了调动中国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打到四人帮后,科学家、教师和医生等专业人员,都被统治者慷慨而又仁慈地归入工人阶级,以分享这个阶级的神性,不知这究竟算神话还是笑话?

对工人阶级的神圣化实属荒诞不经,但之所以要维持这个神话,目的是为了增强统治的合法性。我们的统治者由于缺乏充分的民众授权,因此始终存在合法性危机,于是想方设法编造神话来自欺欺人。

对工人阶级的神圣化仍然存在,因为有人需要利用这种神话来支撑自己的权威,但工人阶级当今的社会地位却日益弱势化、边缘化。工人阶级在部分官员的眼中已成了上访、示威的主要成员,成了统治者时时需要提防的对象。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因为数量众多,他们的利益又成为社会强势集团掠夺的唐僧肉,凡是有能耐的,都可上前割上一刀,而且一般都不会遭致反抗和清算。

对工人阶级的神圣化如果说是反“实事求是”的话,那么对工人阶级的弱势化就是世俗化意义上的实事求是——有捞不捞猪头三。

有神圣化必有妖魔化。在对工人阶级神圣化的同时,对知识分子的妖魔化也在展开。文革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不仅是罪恶的,而且是丑恶的。时至今日,正如有对神圣化的需要一样,对知识分子妖魔化的需要也还存在。“毙敌一万,自亡八千”,总要有人出来当替罪羊,于是知识精英成了最好的替罪羊(另一个替罪羊是私企老板)。当然,除了粪青,成年人都知道真正的责任人是谁。

2) 朝廷无谬说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盛行,使统治者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同时令其统治合法性流失,引发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而越是合法性不足,便越是依赖非理性的神圣化。于是几千年来的“朝廷无谬说”便成为权威的重要来源。统治者不可能不犯错误,地方政府会犯错误,中央政府亦然。但由于有了神圣化的“朝廷无谬说”,所有的错误都是由于下面的歪嘴和尚不好。于是,在老百姓的眼里,中央的官员是恩人,省里的官员是亲人,市里的官员是庸人,县里的官员是坏人,乡镇的官员是恶人。

把县乡的官员说成是坏人恶人,这是明显的妖魔化。毕竟中国还出了李昌平这样优秀的基层官员。也许有人会认为,基层官员贪腐严重,不存在妖魔化的问题。如果真是这样,难道高官的贪腐情况就会轻一些?中国的贪腐是制度造成的,上下情况一样,甚至高层由于监督困难,贪腐更甚于基层。在“朝廷无谬说”的影响下,善良的中国百姓总是以最大的善意来揣测朝廷,一旦朝廷高官的贪腐丑闻暴露,又会引发极大的政治动荡。

神圣化的问题当然不止以上两个方面,比较重要的还有对共产主义的天堂化(神圣化)、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等等。这些都需要发动广大党员和群众一起来“怯魅”,才能完成这个伟大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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