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两个凡是”与坚持“四项原则”

否定“两个凡是”与坚持“四项原则”

牟传珩

在文革中被毛泽东二次打倒的邓小平,曾声称“永不翻案”,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但毛逝世后,邓小平率先挑战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的动机,就是要借助于翻案,取代华国锋的地位,最终达到否定毛泽东的旧权威,树立自己新权威的目的。因此,邓小平才会利用“天安门事件”、“人民民主思想解放运动”和“真理标准讨论”,解除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紧箍咒,套上了他的“四项坚持”笼头;才会在党内为自己的权威计算,先后扳倒三个党魁绊脚石——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 。 可以说,邓小平复出后从否定“两个凡是”,到提出“四项坚持”,以及先后罢免三个最高领导人的过程,充分展示了他的“权为己所用,利为己所谋”的韬略轨迹。

1976年10月10日,当时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了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这篇社论公开出现了“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的提法。这种提法向世人泄露了中共中央已经分裂的秘密。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被毛泽东二次打倒的邓小平就急不可待且又不无媚态地给华国锋写信,试图在党内权力重新洗牌过程中被重新起用。邓小平信中说:“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当时主持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工作的华国锋深知邓小平肉麻性媚颂他的意图,不仅不予买账,依然遵照毛泽东“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反而于1976年10月26日,在听取了中央宣传工作的汇报后,做出如下指示: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的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这是华国锋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又同时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进一步明确了华国锋“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2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华国锋批准的《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这一《通知》以李冬民等“抬邓”的“反革命案件”为由头,指出: 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有少数坏人制造谣言,甚至伪造华主席、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妄图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干扰运动的方向。可见,华国锋对“永不翻案”的邓小平早有戒心。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文化大革命’ 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 此外,华国锋还别有用心地强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的罪行只是在于他们批邓另搞一套。粉碎‘四人帮’后继续批邓是为了从根本上打掉‘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 由此可见,华国锋也并非不懂权谋,他不仅用毛泽东压邓小平,而且意在把邓小平跟“四人帮”捆在一起。为此他又说:“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

面对这一情况,老谋深算的邓小平,因急于复出,又于4月10日,再次借助于写信,向中央施加压力,意在讨论他复出的问题。但他接受上次只给华国锋写信表忠心、喊万岁,结果热脸贴了冷屁股的教训,此次给华国锋中央信的抬头上,又刻意加了叶剑英的名字。其用意很明确,就是让叶剑英制衡华国锋。该信写到:“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 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邓的这一阴招果然很灵,华国锋这一次接到此信无法绕开叶剑英,只得向中央公开,最终导致华国锋迫于老人政治压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态说:1976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达自己对周总理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华国锋的这两句话,已违背了他的“两个凡是”原则。因天安门事件是毛泽东定性的“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是毛主席亲自打倒的。因此,“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的邓小平,1977年5月24日刚刚复出,就抓住了华国锋上述两句话,“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华国锋再无回旋地。他在与王震、邓力群谈话时嘴脸全变,利用当时的“天安门事件”攻击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指汪东兴和李鑫)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

之后,在决定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又作了题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他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明眼人一看就知,邓是在玩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伎俩。后来的事实证明,邓小平逐一推翻了毛对他的所有“批评和教导”。

邓小平上台后,首先从否定毛泽东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入手,进一步向“两个凡是”挑战。 1977年8月8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对刘西尧说:毛泽东同志划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划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当邓小平利用完了天安门事件,已达到颠覆华国锋政治地位与“两个凡是”原则的目的,接着又翻脸变调,开始向传承天安门事件的“西单民主墙”下手,给当时民心思变的“思想解放运动”再念紧箍咒。即至今都在禁锢社会变革的“四项基本原则”。

众所周知,当时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之后, 思想解放很快便被已取得了党魁地位的邓小平套上了“四项基本原则”的笼头。1979年3月,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指出:在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他强调,一方面要继续肃清“四人帮”散布的极左思潮的流毒,另一方面也要同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斗争。这篇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要由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抵制的“邓小平理论”来锁定。

分析上述事实,我们不难发现邓小平上台前就利用了“天安门事件”的民意,大搞针对毛的“翻案”。他一上台,就以党的名义,行使所谓党指挥抢的权力。他第一步首先重整班底,排除异己,打击对手,并造舆论,控制党政军制高点,以树立自己的权威为目标,利用真理标准的讨论,全面否定文革,攻击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当他在党内成功排斥了异己,稳操胜券之后,立即就开始控制与镇压人民民主变革运动,并且亲自召开人大,动手修改宪法,取消四大和罢工,没收中国人民仅有的点滴民主武器。当“民主墙”上揭露出他就是反右运动急先锋时,邓小平便毫不客气地使用了比反右运动更无情的铁腕,坚决封杀了“民主墙”,在全国逮捕、判刑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直至发生震惊中外的“6、4”血案。这一次,他比毛泽东更恶毒的定性由悼念胡耀邦引发的“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动乱”。由此可见,邓小平挑战“两个凡是”的目的仅仅就是为了他和拥护他的官僚们平反,而不是真正要实现自由,为知识分子与被压迫的人民平反。记得邓小平在1980年3月19日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由于反右他是急先锋,他致死都拒绝右派平反,而以“改正”敷衍,并以此为中共纠正反右政策定调。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说:“在整风运动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地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就是这样一纸荒唐的决议,至今束缚着胡温当局的手脚。

毛泽东曾说,邓犯错误“死不改悔”。的确,毛说邓错了的,他一一都要清算、翻案。在邓小平的一贯逻辑里,毛是可以有错误的,但我邓小平是决可以有错误的。无论是反右运动、封杀民主墙运动、镇压“6、4”血案,件件都是由邓主导的。邓小平的传代继承人们宁可翻毛泽东定的案,也绝不敢翻邓小平定的案。而邓制定的“四项原则”,至今仍是中共第四代领导人为真理标准讨论30周年设计的“解放思想”禁区。由此而论,自从邓小平第三次上台,他邓小平就是党,就是宪法,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就是“改革开放”的旗帜。于是,今日中国唯有一个声音:那就是邓小平声音。

从30年前的两个凡是,到30年来的一直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其实“红色记忆”禁锢下的中国,至今还生活在邓小平的阴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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