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平奖的“火药味”

孔子和平奖的“火药味”

作者﹕赵静芝

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也是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日。我的心情很沉重，因为，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张为领奖人准备着的空位置。因为和平奖的得奖人还在辽宁锦州的监牢里，他的妻子以及兄长都无法前往挪威。

这次把和平奖颁发给中国监狱的囚犯，确实大伤了大陆政府的元气，基本上把奥运、世博、亚运累积起来的“人气”全给吹散了。用中共外交部那位颇有点江青遗风的女发言人的话说，诺贝尔评审委员会是“粗暴干涉中国司法主权”，“是完全违背该奖项的宗旨以及亵渎和平奖”，“是把诺贝尔和平奖政治化”，她辱骂该委员会为“反华小丑”。本星期二这位发言人又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不仅遭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也不被世界上绝大多数主持正义的国家所接受，有100多个国家和组织都和中国政府立场相同。当有记者询问详细名单时，她支支吾吾，左右而言它了。

我们能知道的是有19个国家确定不参加奥斯陆的颁奖仪式，而世界上有近200个国家，与挪威有外交关系的也有近70个。只要有幼儿园大班的简单加减知识，就能得出一个很清晰的结论。中共这次栽的跟头不轻啊！

历史上诺贝尔和平奖颁发过上百次，遭到抵制的只有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勃列日涅夫的苏联、苏貌铁蹄下的缅甸和胡锦涛治下的中国。1935年奥西埃茨基获此奖，开始时纳粹阻止他去领奖，翌年还是同意了，评委会还登门为其颁了奖。1935年萨哈罗夫也获此奖，苏联禁止他离境领奖，但允许其妻子叶莲娜参加颁奖典礼并代为发表获奖感言。1991年昂山素姬获奖，缅甸军政府不让她领奖，但她的儿子依旧可以代为领取。如今，中共把事情做绝了，他做了当年法西斯德国和当下无赖政权缅甸当局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更恶劣的是，不仅给各国政府施压，阻止其外交机构出席颁奖典礼，还纵容挪威的一些华人厨师当天去颁奖会门外闹场，一个泱泱大国干尽了这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丑事，作为一名外海中国人，我真的无言以对。

更让人觉得可笑的是，就在诺贝尔和平奖即将颁奖之际，大陆文化部下属中国乡土艺术协会首届“孔子和平奖”抢先一步发了奖。得奖人据传是台湾的前副总统连战。另外五位候选人是中国指定西藏宗教领袖班禅、当代诗人谯达摩、美国大慈善家比尔‧盖茨、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巴勒斯坦领袖阿巴斯。海外各大媒体纷纷报导颁发孔子和平奖给连战的消息，但大陆主流媒体则只字未提。据悉，大陆主要涉台媒体圈也颇感错愕，没有人知道文化部下属的那个组织，也不知颁发的这个奖项。任孔子和平奖评委会主席的谭长流，据说是北京师范大学一名哲学教授，和平奖评委会的委员多是大学教授，虽知名度不高，但颁奖会在北京开得有声有色。

刚听到这个消息我也以为是恶搞，后来一查确有其事。我靠，天朝之傻真是名不虚传啊！

虽然大陆文化部一再撇清和自己的关系，但熟悉大陆事务的人都知道，一个鼓噪了个把月的“孔子和平奖”在京城中南海的眼皮底下非常“和谐”地举行了颁奖会，没有官方的默许能办成吗？你不是把首都的国保都当成吃干饭的蠢货吗？其实这样下三滥的事情希特勒也搞过，当年鉴于奥西埃茨基获诺贝尔和平奖，希特勒于1937年颁布法令，禁止任何德国人领取诺贝尔奖，并设立了德国国家艺术与科学奖取而代之。无独有偶，因为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原因，中共便于2010年决定，禁止任何中国人前往领取诺贝尔奖，并让有关机构设立了“孔子和平奖”，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匆匆发了奖。纳粹和中共真可谓一双难兄难弟，希特勒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看来，独裁者们的思维方式可能都是一样的，只是今天大陆的独裁者们更善于装神弄鬼，明明自己首肯，却又不敢公开承认。

这次孔子被抬出来真是孔老夫子的不幸。当年诺贝尔是因为一生从事“炸药”研究，于是想在身后颁奖赎罪，孔子又没有做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凭什么要以他的名字出来评“和平奖”?这不是要气死孔子的后裔吗？再说，中共本身就是靠砸烂“孔家店”起家的，文革的时候还连带把孔家的祠堂彻底摧毁，缘何摇身一变就让孔子脱胎换骨做和平大使了?

想想连战最近也真是挺背时的，前不久刚刚有媒体传言被“内定”为下一届大陆国家副主席，紧接着儿子又在五都选举时无缘无故被一个叫“马面”的朝脑瓜上了打了一枪，如今又闹出了一个“孔子和平奖”得主。连爷爷如此不断被大陆“消费”，内心可能五味杂陈，恐怕有苦也说不出了。其办公室主任丁远超也只能以“不予置评”搪塞。连爷爷现在号称是两岸关系的破冰人，大凡和中共关系热络的，是经常会被“吃豆腐”的，连战想必也有思想准备，所以碰到这种躲之惟恐不及的“歹事”，也只能敲掉牙齿往肚里咽了。

我并不把“孔子和平奖”仅仅看做一种自取其辱的恶搞，它透露出的讯息非常耐人寻味。专制政权在面临前所未有的人权压力的时候，常常会表现出一种内急外躁进而慌不择路进退失据的丑态。一方面他们要继续与普世价值抗争，另一方面他们试图制造“虚假民意”来误导世界民众，虽然其做法拙劣，效果不彰，但与世界文明血战到底的“火药味”还是时时可闻，“孔子和平奖”为全世界敲响了警钟！

渐进式民主自欺欺人

渐进式民主自欺欺人

牛克思

所谓渐进式民主，就是有计划、按部就班进行政治体制转型的主张。共产党抨击异议人士的时候经常使用这种说法，它否认异议人士对它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责，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循序渐进，把在《选举法》中提高农民代表的比例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变动，吹嘘成渐进式民主的成功。共产党举出前苏联、南斯拉夫实行激进式民主转型为例，说这些国家出现的国家分裂、经济衰退，都是激进式民主转型造成的，因此，中国绝不能搞激进式民主，否则也会发生国家分裂、经济衰退的情况。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这是共产党为了拒绝民主政治故意混淆视听而玩弄的花招。它嘴上高喊民主、自由的口号，但是内心是痛恨民主政治的，它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性完全是为了敷衍来自人民的压力，本质是拒绝改革、维护独裁，这完全可以从马克思原教旨主义信徒发出的警告看出来。其实，渐进式民主是一个伪命题，它根本就不可能触动独裁政治的一根毫毛。本文试图揭露渐进式民主的虚伪性，戳穿了共产党的伪装。

与渐进式民主相对的是激进式革命，之所以叫革命而不叫改革，因为改革是指在不破坏原有政治体制基本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的微调，而革命则是指抛弃原有政治体制基本结构的彻底重建。因为共产党的“革命”都是血腥的，所以很多人就误以为革命就是杀人，其实共产党只是徒有革命之名，并无革命之实，它建立了什么新的政治制度吗？没有，它所做的一切只不过延续了几千年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那一套，所以共产党干的根本就不是什么革命，而仅仅是杀人而已。民主政治就独裁政治来说，是一套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所以从独裁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转变只能叫革命，而不能叫改革，改革和革命不能以是否流血为标准，没有流血的可能是革命，流了血的却不一定是革命。主张渐进式民主的人，正是因为没有看清这两种政治制度的根本区别，才误入了共产党的圈套。

民主政治的特点是军队国家化、三权分立、言论自由，独裁政治的特点是统治者大权独揽、控制一切，为了政治需要，经济数据可以造假、灾害预报可以造假、物理实验可以造假，甚至造假造到医学上，吹嘘唱革命歌曲、读毛主席语录可以治疗精神病！独裁政治下，人民对掌权者不能有半点怀疑，只能绝对服从。由此可见，民主政治和独裁政治毫无共同之处。这样毫无共同之处的两种政治制度，怎么可能通过渐进式改革实现转型呢？设想，我们以5年时间为周期进行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按照民主政治的权力制衡机制进行规划，每过5年推出一项，比如第一个5年宣布军队国家化，任何党派都不允许在军队中建立组织，第二个5年宣布言论自由，第三个5年宣布司法独立，第四个5年宣布立法独立、人民代表实行全民普选，第五个5年宣布全民普选最高行政长官，即总统。渐进式民主无非就是这种模式，除非你不打算把它具体化，只要具体化，就肯定是这样一种模式，除此之外，任何关于渐进式民主的主张都是虚伪的。这种渐进式民主表面上看很美好，实际却是行不通的。单独实行一项变革是不可能的，只要民主政治中的任何一项宪法权力得以独立，其它各项权力就必然同时独立，从而导致独裁政治土崩瓦解。

如果军队独立于党派，完全国家化了，那么饱受专制压迫之苦的人民还会畏惧共产党吗？他们会像潮水般涌上街头，要求共产党马上下台，可见，渐进式民主不能从军队国家化开始。那么从言论自由开始怎么样？如果独裁者放开媒体、废除报禁，可以想像揭露共产党罪恶的言论就会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共产党立即就会在全国人民面前原形毕露，它靠控制舆论工具欺骗人民群众获得的道德形象转眼之间就会化为乌有。在强大的自由舆论面前，共产党不得不放弃独裁统治，如果它不愿意放弃独裁统治，它就必须重新管制媒体，禁止言论自由。可见，渐进式民主也不能从言论自由开始。如果从司法独立开始会不会好一点？司法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共产党之所以要牢固掌握司法大权，就是要破坏司法公正的性质，使司法成为独裁统治的工具。如果司法获得了独立地位，共产党犯下了罪恶就不可能逃避法律的惩罚，这样就必然给它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制造障碍，野蛮拆迁、非法占地、刑讯逼供、栽赃陷害等黑社会行为将难以继续下去，所以为了办“大事”，共产党只好把司法“集中”在自己手里了。如果继续分析立法独立和总统普选，它们对独裁制度的瓦解作用也是一样的。

也许有人会说，让某项宪法权力一下子实现独立，虽然就整个政治制度的改变来说是渐进的，可是就其自身来说还是太快了，像2010年对选举法的修订，取消对农民代表歧视性的比例规定，就实现了渐进式的民主进步。这种观点没有看出共产党独裁民主的虚伪性，只要共产党继续控制候选人的产生过程，继续把自由竞选当作违法活动进行打击，调整代表比例就是毫无意义的做法，这种调整只是独裁者的恩赐或者施舍，与民主政治的进步毫无关系。如果共产党放弃对代表候选人的控制，允许候选人自由竞选，那么这种渐进式民主就会立即崩溃。1989年波兰就进行过这样的实践，当时，也是为了避免激进式政治体制革命给国家带来动荡，波兰共产党与团结工会举行了谈判，谈判结果是，议会一部分名额由自由竞选产生，而大部分名额仍然由波兰共产党控制。选举开始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根本没有人投共产党候选人的票，即使在团结工会的极力劝说下也无济于事，最终导致共产党政权彻底垮台。

这里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渐进式民主与民主力量的逐渐积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渐进式民主是指政治体制的转型方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的转换过程，而民主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过程，是同一性质的事物的自然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事物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所以，民主力量的变化可以是渐进的，也只能是渐进的。但是，民主和专制是两种势不两立的政治制度，一国之内要么实行民主要么实行专制，不可能在某些方面搞专制的同时却在其它方面搞民主，也不可能在专制和民主之间实现比例分配，所以从专制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转型只能是突变的而不可能是渐进的。由此可见，渐进式民主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

上海SB会能搏到什么

上海SB会能搏到什么

最近，只要关注一下媒体就不难发现，据说凡举办有关活动用英文缩写词表述，一律封杀。稍微懂点行情的人无不透析此举的个中原因，那就是上海世界博览会，简称“世博”，网民用英文字母缩写表述，那就是SB。何谓“SB”，不用解释，大家肯定偷着乐。

伟大的祖国连续三年倾一国之力搞了三大活动：奥运、阅兵及此次的世博。在一个贫富悬殊、尚有近三亿国民每天挣不到两美元，大部分蚁族还是蜗居时代，每天承受着三座大山的压迫，仍属第三世界的国度，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铺张挥洒，不能说这不是一种心理强烈自卑而急于表现自己的心态。

此次世博自5月1日开幕以来，情形不妙。开幕首日，说是售出50万张门票，却只有20.7万人入场；头10天，日平均入场人数13.6万。仅为预设目标39万的三分之一。照此下去，除非施展“特异功能”，特事特办之故伎，所谓“6个月吸引7000万游客”的神话，肯定破产；最后成绩，甚至可能远远落在40年前的大阪世博会之下。

当然，这个神奇的国度自有其神奇的办法，那就是发扬群众运动“人海战术”的传统，由国家机关、国营事业与国有企业出面，动员本单位员工去捧场，自然国家会给予一些优待。不过这样一来，岂不雪上加霜，又要全体国民为少数人、为“政治挂帅不计成本”买单？

会前，又爆出一些“抄袭门”事件，例如主题曲与主场馆涉嫌抄袭，以致被嘲弄为“山寨世博”。平时一向拒不认帐且嘴巴特硬的有关当局，居然承认主题曲《愿君永如斯》为抄袭，不得不向中国人民的“宿敌”日本的歌手冈本真夜低头。冈本立即表示倍感荣幸，大方的允许使用。正如歌中唱道“愿君永如斯”，但国人何时才能不是“愿君抄如斯”，“愿君假如斯”。

最可笑的是，全球第一强国美国居然在很长时间凑不齐建馆的钱，原因是纳税人不允许政府把钱用到与纳税人利益无关的领域去，美国人几经努力才凑够建馆资金，其中包括海尔等中国企业的赞助，使中国SB真正办成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盛会。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某某某在答记者问时的发言：“你刚才问到如有中资企业或者其他华人企业赞助美国的国家馆建设是否妥当，我从美国国务院所了解的情况是，他们欢迎并赞赏这样的努力。”中国官员这样做SB，美国国务院如果不欢迎除非是脑袋被驴踢了！

还有一件值得提及的是，不管哪国举办世博会，都不敢轻易将其国名冠之之前，以避“贪天之功为己有”之嫌，而此届世博居然从无顾忌，为在国人面前大展我朝乃地球之中心，万邦来朝之气势，以雪我千年之辱，抚我多年之卑，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幸好此事仅限于国内，对外还算老实，不敢欺诈洋人。

阳谋还是阴谋？

阳谋还是阴谋？

作者：傅国涌

50年了，许多历史之谜仍然是谜。50年前，北大学生刊物《红楼》创刊号封面上那幅“山雨欲来”的木刻画，仿佛是个神秘的预言，一场史无前例的历史风云即将席卷北大。当年北大中文系学生张元勋的回忆录《北大一九五七》掀开的也只是历史神秘面纱的一角而已，还有无数历史细节不仅是我们迄今无法知道的，甚至是当事人都闻所未闻的。张元勋的回忆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那个神秘的卧底“谭金水”，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谭金水”其人。谭的首次出场是在1957年5月28日晚上，未名湖畔，一群不知山雨欲来的北大学生王国乡、张景中、杨路、崔德甫、龙英华、陈奉孝、谭天荣等举行了一个成立自发“组织”的“预备会议”。参与会议的人当中就有号称“东方语言文学系教师”的谭金水，虽然当时学生已在私下相互提醒：“校内进驻便衣，当心身后有尾巴。”但没有人怀疑过与会者之一谭金水的身份。

组织社团的倡议来自刚刚因为大字报遭到左派围攻、殴打的陈奉孝，谭天荣按自己的癖好将社团取名“黑格尔——恩格斯学派”，陈奉孝等人虽有异议，认为“口气太大，恐被人讥为狂妄”。但因为谭在校园里的名气大，在他的坚持下，大家牵就了他。第二天，一张墨迹犹新的大字报《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宣言》就贴出来了。在当晚举行的成立大会上，张景中发言质疑“黑格尔——恩格斯学派”这个名称，认为这个学生社团诞生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旨在“鸣放”而非研究黑、恩哲学，建议改名为“百花学社”，当场在掌声中通过。

接着，他们要筹备办一个自己的刊物，5月30日在陈奉孝的宿所开会，选举编委会、确定刊名，与会者与上次会议基本上接近，谭金水也在其中。选举结果张元勋为主编，沈泽宜、王国乡、崔德甫为副主编，张景中、杨路、陈奉孝、谭天荣、谭金水等13人为编委，陈奉孝负责组织和管理经费。也是这天晚上确定刊名为《广场》。北大校长马寅初曾答应资助他们500元作为办刊经费，未成。最后在学生的捐款支持下，《广场》创刊号送进了印刷厂。当时北大物理系的学生方励之就捐了10元，那时北大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也只有12.5元，10元对于一个普通大学生来说已不是一笔小钱。有个气象专业学生樊启祥甚至捐了400元的巨款。这一天已经是6月6日。铅印的《广场》终于没能问世，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广场反革命集团”的严厉指控。送到北京印刷一厂的16令天津白报纸、640张胶把纸，统统成了“犯罪”的物证。

到了6月22日（离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已有2个星期），《广场》一群在山雨袭来之后，还苦战四、五个昼夜，自己动手刻蜡纸、油印、装订了500多册《广场》（没有敢用《广场》的刊名，而是题名为《北大民主墙选辑》），可惜一面世就被大批奉命而来的“抢购者”有组织、有目的地一抢而空，然后公开焚毁。《广场》可以说没有问世。

实际上，《广场》编委会从筹备以来，什么事几乎都做不成，专政机器如同长了千里眼、顺风耳一般，其嗅觉之灵敏，信息之准确，远远超过了这些富有才华与热情的大学生们的文学想像力。陈奉孝隐约察觉百花学社和《广场》编委会中可能有卧底，当年8月初，他约张元勋、李亚白到西山见面，认为“五一九”以来，每次活动几乎都是马上泄密，特别是《广场》付印本来做得比较秘密，竟然也被知道了。他的目标开始锁定在谭金水，并有意做了一次试探，此人果然露出了狐狸尾巴。恍然大悟的张元勋如此回忆：

“谭金水，这个从‘百花学社’的成立到《广场》编委会的创刊会议，凡大小会议、私人交往、两三人小聚、三四人共聚，他几乎都从无缺席，在在都有他挥掌策划于其间，其言最烈，其谋最险，俨然是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很快赢得了这一群浮躁、偏激、单纯、寡谋的‘右派’学生们的信任与信赖，视之为‘智叟’、‘谋略家’、‘卧龙先生’！但他从来不在公众场合露面，凡两‘派’交锋，他往往杂于听众中隐立作壁上观。行踪无常，甚至连住处也无人知焉。”

等到秋天之后，陈奉孝、顾文选、钱如平、刘奇弟、李亚白等相继被捕，大小“右派”都被监管，叫做“谭金水”的这个人也就无影无踪了。直到一年后，1958年6月，陈奉孝、张元勋等在法庭上最后一次见到“谭金水”，其他同案者都由于长期身陷囹圄，看上去面如死灰、形销骨立，只有这个位列“人犯”、据说同样关押的“谭金水”容光焕发，而且面有喜色。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的京检（58）分反起字第454号起诉书，共列举了陈奉孝、谭金水、赵清、林树国、贺永增、张元勋等6人，其中这样介绍第二被告谭金水：

“男，二十四岁，湖北省湘潭县人[引者按：原件如此]，家庭出身小贩，捕前系北京大学东语系毕业生，住北京大学宿舍24斋102号。”

“谭金水于1957年12月25日被逮捕，现押于北京市看守所。”

然而，判决的结果下来，其他人都被判了重刑，陈奉孝是有期徒刑15年，张元勋是有期徒刑8年，名列起诉书第二的“谭金水”当即无罪释放，并从此销声匿迹，在人间蒸发。这些天真、单纯、满腔热情的“右派”学生们大约到这个时候才彻底明白，所谓“谭金水”不过是一个代号，一个专业卧底，从一开始，北大 “五一九”运动的每一步，从“百花学社”筹备到成立，从《广场》编委会产生到《广场》的整个运作，几乎都在官方的完全掌握之中，什么叫天罗地网？什么叫铜墙铁壁？什么叫铁桶江山？这就是。

难怪当年宣判之后，深知其中奥秘的审判长曾对张元勋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们这些年青人，不知好歹，政治是不能开玩笑的！”

林昭没有参加“百花学社”，也没有卷入《广场》，仅仅与张元勋、沈泽宜交往较多，作为《广场》的精神支持者，她也成了批判对象，这一点我们从那些大批判文章的标题即可看出来，如《林昭是〈广场〉的幕后谋士》、《翩然〈红楼〉座上客，竟是〈广场〉幕后人——如此林昭真面目》等。

毛泽东说反右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我不知道，类似“谭金水”这样的安排属于阴谋还是阳谋？其实，阴谋和阳谋从本质上也没有多大的区分，其中都包含了专制权杖或点石成金或妙手空空或莫须有的技巧，在专制的铁幕下，阳谋和阴谋一样，没有人能躲得开。生为中国人，除了为那个时代提供血祭、青春祭，剩下的也不过是做奴隶、做谭金水这样的出路，归根到底，每个人的命运都好不到哪里去。在人间蒸发的谭金水们，和历尽患难、有机会写下回忆录的陈奉孝、张元勋、沈泽宜们，同样是不幸的。当然，我们这些未能身历50年前那场民族灾难的后来者，也同样难以逃脱不幸的命运。

中国知识份子的畸变

中国知识份子的畸变

作者：长平

1949年以后，知识份子遭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情，并不是当局对他们的迫害，而是对他们的改造。或者说，改造乃是最大的迫害。如今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知识份子，或多或少地，都是经过改造后的知识怪胎。

“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是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的道德准则，定下这个准则的孟子，开出的条件其实很低：“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或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也就是说，知识份子要维护尊严，并不需要呐喊抗争，只要三缄其口就行了。如此卑微的要求，在古代社会基本都得到了满足。

中共对知识份子的改造就从此处着手：任何人都没有沉默的权利，否则就被冠以“死不改悔”的罪名。最厉害的是，迫你开口，又并不是让你分析辩解，而是自我羞辱。所谓“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本身就是以自辱的方式开始的。且不说政权未立之时，毛泽东等人对知识份子尊敬有加，百般诓哄，政权初立，就立即翻脸，六亲不认，单说这个运动过程，分明是上面大计早定，却要让知识份子负荆请罪，由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配合唱双簧。

1951年9月，周恩来授意马寅初给他写了一封信，以十二位教授的名义，“敦请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董（必武）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教育部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9月29日，经毛泽东批示，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向京津地区20所高校三千多名教师做报告，题为《关于知识份子的改造问题》，拉开了运动的序幕。

一个月以后，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定下了这场大型手术的方案：“知识份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随后，在威逼利诱之下，知识份子们开始写检查。很多人以为，蒙混一下就能过关，但是人性的弱点一旦发动，就会自我繁殖，不知所终。那些学贯中西、性情孤傲的知识份子，很快展开了一场自我羞辱的竞赛。

八十年代以后，在主流舆论中重获尊敬，甚至被奉为德高望重的大师们，如剧作家曹禺、社会学家费孝通、哲学家冯友兰、法学家雷洁琼、漫画家丰子恺、作曲家贺绿汀、美学家朱光潜、建筑学家梁思成、文学批评家吴宓等等，在那场运动中都纷纷自我丑化，或痛挖“思想上的脓疮”，或发现自己是“美帝国主义的工具”，或认为自己是“压榨劳动人民血汗的剥削者”。桥梁专家茅以升一口气给自己戴上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温情主义等十三顶大帽子。物理学家周培源，则在《光明日报》上说自己“无耻地向美国物理界的学阀密立根请求工作机会，……是我一生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我要控诉我自己，控诉我这个丧失人民立场，甘心为美国刽子手作帮凶的所谓科学工作者……我愿意撕下我的假面具……清洗美帝文化侵略给我的余毒，下了决心重新做人”。

何以自轻自贱若此？乃缘于中共收拾他们的手法高妙。西方人说“洗脑”，听起来已经很形象很恐怖了，但是在中国还不够，全身上下都不留死角，谓之“洗澡”。作家杨绛以《洗澡》为题写了一部小说，借其中人物说：“难听着呢！叫什么‘脱裤子，割尾巴！’女教师也叫她们脱裤子！？”并描述“洗澡胜状”：职位高的，校长院长之类，洗“大盆”，职位低的洗“小盆”，不大不小的洗“中盆”，全体大会是最大的“大盆”，人多就是水多，就是“澡盆”大，一般教授，只要洗个“小盆澡”，在本系洗。

设计精微但是言辞粗鄙，就是为了撕下知识份子的斯文面纱，让你觉得自己不是什么东西，然后自己打自己耳光。除此之外，还要迫你去“帮助”那些不肯对自己下重手的同行。比如被毛泽东斥为“从此我再不要见他”的哲学教授张东荪，多次检讨都未能过关，于是翦伯赞、雷洁琼、贾淑英和一干学生都被安排轮番上场，“揭穿投机政客张东荪的反动本质”。

民国时期忧国忧民的谦谦君子，到了新中国都被注射了政治狂犬病毒，先疯狂咬自己，再疯狂咬别人，经过随后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之后，知识份子作为一个阶层的人格尊严，已经荡然无存。接踵而来的“反右”和“文革”的惨烈斗争，则为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在这两场炼狱中，以知识份子身份和灵魂坚持抗争者已不多见，大批文人学者，跟其他任何人一样，不过是在身体的存亡之间进行挣扎。曾经抄录过英国政治理论家柯亨语录“如有人要我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二者之中选择其一，我就会觉得这无异于枪毙与绞刑”的张东荪，被送进了秦城监狱，曾经说过“自由在国民党是多少的问题，在共产党是有无的问题”的储安平失踪了，“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更不能让自己的灵魂被否定”的傅雷夫妇自杀了，质问“谁给了他们权力”的老舍跳湖了……，被抄家、捆绑、戴高帽、游街、吐唾沫、挨打，这些动摇基本人性的侮辱与损害，不仅让苟全性命于乱世的知识份子彻底丧失了开启民智、担当良知的功能，而且和未被开化的民众一起，成为掌握生死予夺大权的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学校教材中对于历史的篡改，八个样板戏对于文艺的垄断，“两报一刊”对于舆论的控制，都是知识份子听话合谋的结果。其中有不少人，还患上了“斯德哥尔摹综合症”，对迫害产生了依赖。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革”结束，思想或者身体的牢笼才刚刚打开一条缝隙，就听见皇恩浩荡、感激涕零的声音响彻神州。被成功改造的知识份子，以及被这些知识份子教育出来的新一代知识份子，虽然有深刻反思“文革”的冲动，但是既没有闯入思想禁区的勇气，也算闯入也无所建树了。“伤痕文学”也好，巴金的《随想录》也，尽管不乏揭示历史真相、唤醒麻木良知的价值，但是也未免沦为当局新政的脂粉。

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希望重现，然而跟改造前的知识份子思想相比，不过是一丝稀薄的微光而已，立即被“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黑云冲散。“六-四”镇压之后，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知识份子已成惊弓之鸟，或投笔从商，蝇营狗苟于物质世界；或埋首故纸堆中，美其名曰“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在此种境况中，学问大家钱钟书、季羡林等人获得至高荣誉，甚至成为道德楷模，不亦悲乎。

新一代知识份子不再需要被改造，而是从小就接受了共产主义洗礼，畸变成为基因，被期待长大以后又红又专。无奈时移世易，颜色迅速变得模糊。左顾右盼之后，他们中有不少人想要认祖归宗。然而回头的路布满荆棘，畸变的灵魂首鼠两端。早在五四时期都已经坦坦荡荡地谈过的民主自由，如今还在中国媒体上欲说还休。

破除“中产阶级”的迷思

破除“中产阶级”的迷思

作者：胡平

有一种广为流行的观点，曰：强大的中产阶级是实行民主的前提或基础。不难看出，这种“中产阶级论”实际上是经济决定论的翻版或变种。我早先写过文章批评经济决定论，这里不妨对“中产阶级论”也说上几句。

“中产阶级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含义不清。首先，何谓中产阶级？是仅仅根据收入来定义呢，还是说要加上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不少人是主张按收入定义的。然而，“中”本是相对概念。穷国的中等收入在富国就只能算低等收入。如果提出一条硬标准，譬如说年收入必须在多少美元之上才算中产阶级。那么我们很容易找出反证，例如印度的中产阶级过去就没达到这条标准，但并不妨碍印度早就实现了民主；新加坡早就超过这条标准，但至今却还没有民主。另外，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和经济体制有无关系？在公有制计划经济下，国家企业事业单位的一般职工都算得上收入中等，且人数众多。他们算不算中产阶级呢？再者，笼统地说“中产阶级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或基础”，这话的意思也不清楚，因为民主的争取和迫切需要是一回事，民主的巩固和良好运作是另一回事。这种区别对后发国家尤其重要。

美国学者利普赛特（SeymourMartinLipset）在《政治人》（1960年）一书里写道：“从亚里斯多德迄今，一般的论点是，只有在没有什么真正穷人的富裕社会中广大公众才可能有效地参与政治，不受不负责任的宣传鼓动的蛊惑。一个社会一边是大批贫穷的群众，一边是少数受到优待的精英，结果如不是寡头政治（少数上层的独裁）便是专制（有群众基础的独裁）。这中间的道理也不复杂。在贫富悬殊、中产阶级弱小的地方，如果实行民主，穷人很可能利用人数上的优势去推动财产再分配政策，乃至侵夺富人的财产。这就很可能导致暴民政治。与此同时，富人则对民主深怀疑虑乃至敌意，故而倾向于寡头统治。反过来，在贫富差距不大，中产阶级占有人口较高比例的地方，由于财产配置比较均衡合理，因此民主就不会成为财产再分配的工具，社会也不会因民主而撕裂，民主也就比较稳定。”

应该说，上述分析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不过仔细想一想就可发现，这与其说是贫富差距是否悬殊，中产阶级是否强大的问题，不如说是财产配置是否合理，富人的财产是否合法的问题。印度的贫富差距也很大，美国的贫富差距也不小，但是印度和美国的民主制度都比较稳固。因为在这些社会中，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穷人）认为，富人之富，是来自聪明才干，勤奋努力，来自开拓精神冒险精神，来自家族的多年积累，或者来自运气等等；简言之，富人的财产被认为是正当的、合法的，既有的财富配置格局是得到社会上比较广泛的接受与认可的。

回过头来看中国。我多次指出，今日中国的问题决不仅仅在于贫富差距的程度十分惊人，更在于其性质特别恶劣。在今日中国，富人所拥有的巨额财富，不是来自历史的积累，主要也不是来自市场的优胜，而是来自权力的巧取豪夺。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掠夺了本来属于人民的财富，而且是两次掠夺（当初的共产革命是第一次，后来的经济改革是第二次）。穷人之所以穷，主要是因为他们创造的财富被权贵所掠夺。在今日中国，很大一部分富人的财产都是来路不请白的，是不正当、不合法的。广大民众对现有的财富配置格局是不接受不认可的。

可以想见，一旦中国政治开放，人民有了发言权，一定会有大量民众，尤其是数量众多的所谓弱势群体，不会接受财产配置的既定格局。他们会强烈地要求重新洗牌，对以往的经济不公正进行矫正；势必会有大量官员受到追究和惩罚；既有的财产配置格局将经历大规模的震荡，从根本上被打乱；新的、能被广泛接受认可的经济秩序必须经过一段很长的时期才能逐渐确立。

假如上述分析不错，那是否意味着今日中国不适宜马上实行民主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既然现有的极端不合理的财富配置格局恰恰就是不实行民主的结果，我们又怎么能把它当作不应当实行民主的原因呢？这岂不是把事情的因果关系正好弄反了么？由此可见，民主的争取和迫切需要是一回事，民主的巩固和良好运作是另一回事。事实上，利普赛特的“中产阶级论”主要讲的是民主的巩固和良好运作，而且他研究的案例也只限于五六十年代西欧、北美和拉丁美洲。八九十年代的苏联、东欧，尤其是蒙古等国的经验已经证明，专制国家的民主转型并不必须要以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为前提。

拿中国的情况来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在二三十年前，在经济改革的初期就同时进行政治改革，如果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民主的框架内进行的，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就算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会慢一些，但是它所造成的财富配置格局一定会更公正更合理些，更能得到社会的广泛接受与认同，也决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贫富悬殊。如果在二三十年前就开始推行民主，来自统治集团的阻力也要更小些，因为绝大部分官员在经济上还比较清白，至少不必担心自己在民主后会被清算。虽然当时的中产阶级还很弱小，但要是实行起民主来反而更容易。今天的中国，虽然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中产阶级也在壮大，但是由于极端的贫富悬殊，由于财富配置的极端不合理，由于大量官员的贪污腐败，病入膏肓，在今天实行民主反而会遭到更大的阻力，反而有可能出现更大的社会动荡。这再次说明，把中产阶级当作实行民主的前提的观点是不成立的。那种以中国的中产阶级还不够强大为藉口，因此主张民主应当缓行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对纳粹洗脑的思考和对照

对纳粹洗脑的思考和对照

作者：黄老

“宣传只有一个目标”

瘸子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

而在宣传征服群众前，得先征服宣传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国文化协会，总部设在柏林，戈培尔任协会主席。该协会下设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德国电影协会。凡是在相关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并且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听话者不得食。对于“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协会可以拒绝接受他们为会员，已经取得会员资格的，可以开除他们。这样，通过德国文化协会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纯洁”出一支效命于纳粹政权的文化队伍。这支队伍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宣传的主力军，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有组织的忽悠事业的马前卒。

文化艺术成了权力的婢女。几千万德国人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美术作品，可以欣赏到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观赏到什么样的戏剧电影，能够收听到什么样的广播，看到什么样的新闻等等，这一切都取决于纳粹党的好恶。马克·吐温可以在美国经济腾飞之际出版《镀金时代》，可托马斯·曼这些人在纳粹德国没有容身之地。现实题材中，满是荆棘和陷阱，那就写点历史吧，第三帝国的历史题材作品一枝独秀。俗话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题材的作品照样会触犯纳粹的禁区。1933年柏林焚书，为什么要把艾米尔·路德维格和沃纳·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的旗号就是：“反对伪造我们的历史，玷污历史伟人，捍卫我们往昔的尊严！”

一旦文艺成为政权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不过，希特勒、戈培尔们并不是笨蛋，他们也不想德国的文化艺术“退化”得无人问津。相反，他们希望艺术性和纳粹化能完美结合，不仅德国人喜闻乐见，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亲自邀请德国著名女导演里芬施塔尔出马，就是例子。里芬施塔尔拍摄的《意志的胜利》，成功地将纳粹政治艺术化。戈培尔称赞它“成功地摆脱了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将伟大时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各家报纸都受到指示”

纳粹德国常常被人贬为极权国家。何谓极权？最通俗的诠释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换言之，权利无所不管，一切事务都要以权力意志为转移。

不过，就媒体而言，纳粹政权的无所不管，并不意味着第三帝国的文化事业都是国营或党有。恰恰相反，报刊电影等等，都可以私人经营。私有不见得就等于自由。纳粹政权可以利用私人的钱为自己的事业服务。

比如对于私营电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资都是民间的，可是是否可以公映，审查权却牢牢地攥在戈培尔的教化与宣传部手里，不是有钱而是有权才是大爷，这样一来，不仅国库的钱可以直接供纳粹政权使用，就是民间资本，也间接地为纳粹当局所用。至于是否叫座，用不着纳粹党操什么心，因为它没有自个掏钱赔本赚吆喝的风险。

自然，因为这种管制，难免会有纳粹电影上映观众未必买账的情况发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德国的电影业一片萧条。毕竟，投资者在商言商。为了利润，他们会竭力在纳粹当局容许的框框内发挥自己的才干，尽可能地迎合观众的欣赏口味，换言之，会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荣，畸形创造。

控制报业，也并不需要所有的报刊都是纳粹党办。即使是报刊为私人创办和所有，但是，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达到操控的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党或党内个人拥有或控制的报纸，只占全部报纸销量2500万份中的三分之二。

《伏斯日报》是德国最主要的报纸，地位有如《泰晤士报》之于英国，《纽约时报》之于美国，它创刊于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这家发行了230年的自由主义报纸，被迫停刊。另一份世界驰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虽然不像《伏斯日报》那样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板在1933年春被迫出让自己在这家报纸的股份。《法兰克福日报》是德国第三大自由主义报纸，它在清除了犹太老板和编辑后继续出版。躯壳尚在，魂魄已散。

那些在纳粹淫威中幸存下来的报纸，知道小命捏在纳粹当局手里，它们为纳粹党服务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纳粹党有的报纸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来，纳粹党不用大包大揽就把所有的报刊都一手统到自己的名下，无须为所有的报纸的亏盈付费，就能够让所有的编辑记者都得先当纳粹党的文奴，所有的报刊都得跟纳粹党保持一致，否则编辑记者就没法在新闻出版这个行当干下去，报刊就没法存活。

戈培尔对新闻的管制，细致入微。当过驻德记者的夏伊勒这样写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纳粹当局自己也心知肚明，这种指令见不得人。于是，堂堂第三帝国的教化和宣传部就如黑帮一样偷偷行事，把每天规定的这也不能报导那也不能评论的指令，当成纳粹党国的秘密。按照纳粹德国刑法典的规定，“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刑”；“以泄露为目的，而着手取得国家机密者，处死刑或无期重惩役”。

纳粹当局的这两项规定，可不是个虚张声势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记里就提到，因为偶尔把戈培尔每天向新闻界下达的一些密令副本给过外国记者，德国《波森日报》的一位先生被判处死刑，后来又被减为无期徒刑。

在这样严厉的新闻管制下，一份份报纸势必变得索然寡味。戈培尔和德国新闻协会主席阿曼曾要求，编辑们不要把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可那是谁之过呢？《格鲁恩邮报》的编辑埃姆·韦尔克指责说，报刊之所以变得干巴巴，是因为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韦尔克这下可摸了老虎屁股。这份周刊受到停刊三个月的处罚，而韦尔克自己不仅被戈培尔撤了职，还被送进了集中营。

“灌输纳粹党学说比生产重要”

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不高，一时间也没法让家家户户都很快拥有一台收音机。于是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大伙在一起收听广播，谁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来。因此，国民们连耳根清净的自由都没了。而且，许多广播节目被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在播出的时候，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收听广播。

即使广播的时候你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那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而对于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纳粹党的声音传送到你的耳朵里。从这个角度而言，纳粹政权确实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当时，没有哪个国家有德国那么密集的无线电覆盖度。

要命的是，这种广播往往不是一两分钟就能够完事，希特勒这些人的演说，动不动就长达两三个小时。如果把全国的人因此花费的时间累计起来，那会相当于浪费多少个工时！

可纳粹当局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在戈培尔看来，“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否则，即使德国财富再多，人民再怎么幸福，可要是政治跟纳粹党毫不相干，这对戈培尔这些纳粹领袖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无线电波跟报刊不同，一份外国报纸或杂志禁止在德国发行，一般人是无法看到的，而电台就不一样了，如果不能进行有效地技术干扰，一家英国电台的广播，柏林人也可以收听到。为此，第三帝国就把收听外国电台视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

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记里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军飞行员的母亲接到通知，说她的儿子已经失踪并被认定死亡。可是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德国战俘名单里却有她的儿子。次日，有八个朋友和熟人来信告诉她这个消息。可是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这位母亲向警察告发了这些人收听敌台，于是他们全都被捕了。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还有几个人敢轻易接受和传播戈培尔们不喜欢的信息？在恐惧中自我收敛，就会自然地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如此一来，戈培尔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随意操纵舆论了，而他的西洋镜永远不用担心被人公开戳破。国外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人家是怎么看待希特勒德国的，这类的信息是否可以传播，以怎样的形式传播等等，都是纳粹当局说了算。

相比戈培尔部长心里也清楚，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会成为真理，但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因为谎言的陷阱到处都是，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就会掉进那个陷阱。极权政治之下，只存在掉进陷阱的次数多少和深浅问题，而不存在百毒不侵之人。

不过，第三帝国宣传部炮制的那些政治谎言，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国人的内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为在政府欺骗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会用欺骗政府来保全自己。在极权政治里，有时候很难分清到底是谁在骗谁。

1943年2月8日，戈培尔在玻璃体育馆的演讲，赢得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可是在第三帝国，大人物对党徒或百姓讲什么不会赢得热烈的掌声呢？领导人放个屁都是重要讲话。

当戈培尔对听众说：“你们愿意打一场总体战吗？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们愿意打一场比我们今天所能想像得到的更为全民化更为极端化的总体战吗？”听众报以狂热的回应：“愿意！”在这种场合，不想进集中营就不会说“不愿意”。可在离开讲台时，戈培尔却对心腹说：这些听众真是一群白痴，“加入我对这帮家伙发问，是否愿意从哥伦布大厦的楼顶上往下跳的话，他们也同样会吼‘愿意’的。”

其实，对戈培尔的演说，何尝就不可能也有听众在心里讥笑他：真是个白痴！我们一鼓掌他就以为我们真的支持他！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必须欢呼雀跃，一副十足的脑残模样。

为了更好地蒙人，纳粹德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比如，对于隐瞒和掩盖真相的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如实地公开披露，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西方国家提供了攻击德国的口实。

这种是非颠倒的逻辑，却为一些对“德国”情意绵绵的忠诚国民所接受。他们认为，对纳粹的抨击就是对德国的抨击，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们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何批评德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结果，被当局当猴耍了还觉得自己是爱国呢。

这样的国家，不疯，那才怪呢。

几则新出炉的御用学者大忽悠

几则新出炉的御用学者大忽悠

作者：杨莉藜

近年来，中共的一些基层干部突然流行起口吐真言来了（当然，其中不少是被“革命小酒”给烧的）。林嘉祥的“屁民”，芦涛的“国家罗汉”，逯军的“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都是传诵一时的名言。党官们不经意间撕下了罩在官民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让百姓窥见了他们龌龊而凶悍的形骸。相比之下，党官们豢养的政治学者们却城阙深深，蛹儿一样躲在重重谎言织成的茧子里面。不管执政党处境有多尴尬，民众觉悟有多大变化，依然靠着年深日久的忽悠功夫，不遗余力地漂白罪恶，蒙蔽民智。这些学者大都有一串很唬人的名衔，加之官方大力推荐，其言论之毒害性不可小觑。

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是打出来的

正值中共建政六十年纪念，关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社科院的房宁教授应人民网之邀，与网友对谈。房教授说道：“合法性（正当性）的表现可以有很多具体的形式，比如说选举、社会革命、默认等等。中国共产党及其执政地位是在中国人民反抗外来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革命斗争中获得的，是亿万人民用他们的鲜血、生命、财产、情感、知识得来的……如果从西方的政治学原理或西方法理学的角度，这叫做革命权，即人民革命塑造了政权的合法性。”这段话，如果通俗地讲，就是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是打出来的。

虽然中共政权并不十分避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毛式表述，但像房宁教授这样用暴力夺权来解释源自西方政治学的权力来源、政权合法性（正当性）仍然让人感到新鲜。要知道，随着国门开启，欧风东渐，连中共自己都不好意思再渲染暴力夺权的武功，而代之以较为委婉的“人民的选择”。当然，“人民的选择”肯定不是“人民的选举”，即使非要赖给“人民”，也不过是在各派恶斗中的选边儿，而不是理性、和平、自愿的选举。

其实，与合法性（正当性）概念相关的还有一个合理性（justification）概念。合法性关注权力的来源，合理性关注权力既成后官权能否与民众达成良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非要说中共的权力来源合法，那么中共夺取政权后的六十年来其合理性依然没有确立──别的不说，光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就依然被当局剥夺。人民以默认的方式向政府让渡部份权利，但却没有换来政府对基本人权的保障。相反，政府欲壑难填，得寸进尺，以各种理由、藉口和手段，剥夺了民众几乎所有权利。

房宁先生的访谈后来以〈党的执政地位源于人民革命〉为题发表，大陆各门户网站广为转载。房先生大谈革命权，倒是暂时为中共的合法性找到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但是既然当年不那么水深火热中的中共可以打出一个执政合法性，今天生活在十足的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是不是也可以抄起革命权，打出一个合法的执政地位来呢？这样的疑问和冲动，大概是房宁和人民网的编辑们不能压制的吧。

党主民主

与房宁这样的死硬挺共学者相比，同是忽悠，有的御用政治学者──比如中央党校的王长江教授──就忽悠得有些可爱。王教授在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前接受人民网的采访，提出了“政党主导型的民主”的概念。该访谈后来以〈我们是政党主导型的民主〉在人民网刊发。

王教授说道：“我们国家一开始共产党建立的时候，是一个专制制度，并不是说，怎么让人民当家作主，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推翻专制统治，回过头来再建设民主政治。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的民主发展是后来才出现的，我们的民主就和西方的民主不一样，它应该是政党主导型的民主。”“谁来主导呢？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我们看到，能够主导的、有能力、有资格主导的也只有中国共产党。”

王教授敢于承认共产党施行的是专制制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长进。他还给“专制制度”加了时间限定，说是“一开始共产党建立的时候”，也为共产党日后万一施行民主留下了退路。但是王教授的理论核心──“政党主导型的民主”，却让人忍俊不禁。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引入“民主”（democracy）的概念，就是为了对抗延续千年的“君主”（monarchy）。“民主”和“君主”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同理，“民主”和“党主”也是水火不容。民主的基本形式是选举和参与，如果有一个千年老龟一样的政党压在全体公民的头上，独霸着权力，甚至操作着全民的思想和精神，人民还有什么需要去选举，去参与的？

清末的立宪派里头的保守人士，尽管有的很善于调和斡旋，但思路最终也只是“君主立宪”，而没能想出“君主民主”这样的歪点子。他们要是听说王教授这种“党主民主”的奇思妙想，想必会惭愧得再死一次。

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能搭界？

二零零七年，中共的十七大报告里提出：“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此后，关于以党内民主引领国家民主的宏论可谓汗牛充栋。王长江教授也是这一迷思的坚定信徒。不但相信，而且还板上钉钉地认定二者有同起同落的正比关系。他推断：“党自身民主不民主，就牵涉到社会能不能实现民主。党的民主多一点，社会民主就多一点。如果党自身没有民主，那社会民主就根本无从谈起。”

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怎能搭上界呢？王教授的论述有一个藏而不宣的逻辑预设，那就是四个坚持的第一条。作为体制中人，王教授这样思考当然有他的道理，但是这个逻辑预设不予铺展开来，事实上就形成了一个险恶的陷阱──名义上是在谈民主，事实上是在谈一党专制。所谓民主，原来最终要服务于党运长久这一目的。

民主的本质体现在权利的切分。中共谈党内民主是在党建范畴内谈的，也就是说，党内民主是为了党自身的发展和建设。而这个党越强健、越强势，很难说就是民众之福。十分可能的结果是，党强民弱，官悍民萎。党运长久，而民众永无出头之日。民主了的党很可能像把磨得更锋利的刀，把本属于民众的蛋糕更多地切到党的盘子里。

把党的利益（在一党专制下同时往往又是官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看作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是三个代表的谬论在作祟。六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混淆群己权界，模糊利益关系的漂亮说辞背后，往往隐藏着强盗的掠夺。

做编辑工作，少不了阅读各方的理论和观点，包括这些御用学者不时抛出的鸿篇巨制。笔者常想，这些博导、教授、学者们到底是真地不懂还是故意说谎？若是南郭先生的后辈，倒也并非完全不可以原谅──中国自古至今胡乱混饭的学者数不胜数，最遭的情况不过被人骂作笨蛋。若是故意说谎，结局可就惨了──欺瞒民众，助纣为虐，那是必定要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的。

一个可怕的专制实验

一个可怕的专制实验

作者：可器

这是一部德国电影，如果你错过了片头，你可能会认为这剧情近乎夸张，但片头字幕告诉观众，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原型发生于1967年的美国。

1967年的时候，中国正处于全民性的颠狂中，这一幕始于1942年的延安整风，花去了伟大领袖25年的时间。这一年，一个西方的中学教师在课堂上做了一个实验，把一群散漫的中学生变成了一群狂势的新纳粹，只用了五天。

这位中学教师不情愿地领了“专制主义”的教学任务，他决心在课堂上做一个试验来告诉学生们究竟什么是专制主义。

星期一上课，西方式课堂上的学生们自由散漫，翘着二郎腿、喊着教师的名字大声喧哗，老师在讲到独裁专制的时候说其特点是需要一个核心。他推荐自己作为这个班级的核心，然后表决。第一轮投票是同意的学生举手，举起来的手臂廖廖无几；然后再表决，反对的举手，还是廖廖无几，于是老师宣布自己成为核心。

接下来，老师使用经过“合法表决”的权威身份，要求同学们把课桌上的东西收拾干净，坐直了身体，必须先举手获得老师的同意后才能站起来讲话，而且必须尊称老师为先生－－老师的核心身份获得形式上的保证。

学生们起初很不习惯，但老师告诉他们，站起来说话可以放松身体、有利于血液循环－－老师说的看上去没错，于是同学们接受了。课堂秩序出现了奇妙的变化：乱哄哄的教室变得肃静有序，整齐划一的纪律被引入集体。接下来的几天里，老师引导学生们穿上了制服－－白衬衣＋牛仔裤，然后给这个特殊的群体起了个名字：浪潮，为这个集体设计了徽标、一个标准的问候手势。

于是学生们迅速地从这个新鲜的集体中感受到了不一样：整齐划一的震撼脚步声使人感受到团结的巨大力量；标准的制服不仅有效地恐吓住了小混混，而且抹去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穷人家孩子不上台面的出身被掩盖了，东德人和土耳其仔不再感受到隔阂、长得丑的女生发现漂亮女孩子与自己穿完全一样的衣服而且作为组织一员被接纳这一点上与漂亮女生站在同一条起路线上、从小缺少家庭温暖的人不再孤独而且视组织的核心－－老师视为可以依赖的精神靠山。

学生们自发地开始抱团，视“浪潮”为一个光荣的集体，他们组织声势浩大的啦啦队、让那些不愿穿白衬衣的同学感受到压力并最终被排挤出去，并且将制服和标准手势从课堂扩张到整个校园，徽标则被张帖到大街小巷。

最后，老师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浪潮组织成员从一个教室的规模壮大为一个会堂，他们开始视浪潮为某种事业的象征。到了星期六，老师将组织成员召集到会堂，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当一个感受到自己的人性和行为发生变异的同学站起来置疑的时候，老师把破坏崇高的浪潮事业的标签帖到他的脸上，狂热的同学们在老师的指令下蜂拥而上把他架上讲坛。

在这气氛达到高潮的时候，老师戳破了这个游戏，他说，这就是专制主义，你们不是不相信独裁专制会卷土重来吗？你们不是认为独裁专制已没有民众基础了吗？

学生们蔫了，但一个狂热的学生接受不了这个结果，他拨出手枪击伤了一个同学然后吞枪自尽。这两枪把这个善于教学的老师送进了监狱。一群嘻嘻哈哈的中学生，在一个算不上封闭的课堂上，仅仅五天时间就被洗脑接受了纪律、集体、权威、领袖，抛弃了个性、独立、自由、权利，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实验。

而我们被这样教育了几十年，从课堂纪律到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从抹杀个体到领袖崇拜，我们一直视之为应该天然接受的东西。当然，和浪潮组织成员一样，我们被告之其中的美妙，比如团结的力量、平等的乌托邦、集体主义的崇高。

有人言，通往地狱的大门总是比通往天堂的大门装潢得更华丽，否则就不会有人下地狱了。浪潮的谎言被老师戳破了，而我们的谎言却仍在。

中国的文明有多大、有多久、算老几？

中国的文明有多大、有多久、算老几？

作者：亚历山大二十

一直以来，中国官方在对国内的宣传中都宣称什么中国是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们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以此做为愚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可笑的论调还流传颇广，深入人心，其实呢，只要稍有一点世界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只是一种荒唐可笑的提法。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所谓“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国际上和学术界是不会有这种幼儿园口号式的提法的，比较近似的只有“几大文明发源地”的提法，即便是这样，中国也是排不上什么“四大”的。

如果是按照“四个最古老的文明国家”的定义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不要说四大，连前十大恐怕都排不上，它的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商王朝，不过三千多年的时间，而其他几大文明早于此之前已经分别存在了两千到一千年：中东两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尼罗河流域文明也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希腊爱琴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

这只是就大的区域来说，在各大文明区域周边，还有更多次要文明如赫梯文明，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波斯文明，犹太文明等，这些古代文明正是今天西亚很多国家的前身，这些古代闪米特人和波斯人也正是今日犹太人，阿拉伯人，伊朗人等的祖先。要按照前面“四大古国”的定义的话，也只能是在这些文明和国家里去排，那里轮得到中国呢。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从上面列举的文明开始时间来看，排在前面的“四大文明”分别应该是中东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并没有中国的位置。何以在中国官方的宣传中，希腊的位置消失了，反而变成了晚于其后1000年的中国？

这并不是什么无意的错误，实际上，这只是长期以来在官方操纵的反西方政治背景下，有系统有计划地贬低西方文明的各种宣传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因为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中国官方出于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原因，不乐于见到任何表现了西方文明优越性的信息出现，对西方文明的任何方面都要尽可能贬低，再加上掌权的“民族主义者”对西方文明那种极度仇视和嫉妒的心态，所以搞了这样一个偷梁换柱的小手脚。而这种宣传从清末民初就开始了，现在的中国官方只不过将其作为煽动民族主义的手段进一步发扬光大。

读者可能会问：中国官方宣传的不是“五千年文明”吗？何以实际上只有3500年？

那么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些考古学和历史学上的基本常识和概念，而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正是靠着混淆这些基本常识和概念来误导愚弄民众。这就是关于“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的区别的问题，以及构成“文明”的几个基本特征。

考古学和历史学上所说的“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把它们混用。简单说来：“文化（culture）”是一个属于石器时代范畴的概念，用于专指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包括金石并用时代的原始部落人类遗迹，而“文明（civilization）”是属于青铜时代范畴的概念，专指人类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国家阶段。

其实，从“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这两个英文单词的词源上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的区别。“文化（culture）”这个单词的词根“cult-”的原始意义是“耕作”，这很清楚地表明了“文化”这个概念的本义是属于与“农耕”相联系的原始部落时代的范畴的；而“文明（civilization）”这个单词的词根“civ-”的原始意义是“市民”，这也同样清晰的表明了“文明”这个概念的本义是属于与伴随着“市民”的出现而同时产生的“城市”及工商业相联系的青铜时代的范畴的。城市city这个单词就是从词根“civ-”的变体“cit-”演绎而来的。

而“文明（civilization）”的几个主要特征，按照雅斯贝尔的定义：文字，金属冶炼术（青铜，铁），城市国家（城邦），宗教礼仪，等等，正是与工商业的出现密切相关的。要判定一个文明是否开始了，什么时候开始的，正是按照上述几个标准来核定的，而且是按照考古发现来核定的，而不是用什么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野史杂书，或者是像什么《史记》之类的晚于考古年代两千年之后的所谓“历史纪录”来判定的。这是一个考古学历史学常识。

可能有人会问：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外国人的标准来判定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标准来判定吗？完全可以，但是，“文明”和“文化”这些概念本来就是西方传来的，不仅如此，整个考古学，历史学的方法体系，都是从西方输入的观念，如果要用我们自己的标准，那么我们就不能再用西方的概念来宣扬什么“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历史”，而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有五千年神话传说的历史”。

但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倒是有“五千年历史”了，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周边国家地区及中东地区，他们就不仅是“五千年历史”了，起码都是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了。这样我们还是占不到什么便宜。

而中国的“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正是靠着混淆“文化”和“文明”的标准来误导愚弄民众。比如说把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文化，如什么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等，偷换冒充成是所谓“文明”时代，这样中国的历史一下子就提前了一两千年，甚至两三千年。而在介绍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时候，又用另一种标准，从人家文明开始的正式起点（文字，金属冶炼术，城市国家出现）严格算起，这样无形中就缩少了中国与那些最古老文明国家间的距离，甚至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中国比这些实际上比中国文明历史早得多的国家和地区反倒还要早些，而实际上，如果按照中国衡量自己的那种标准，很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周边国家地区以及中东地区，起码都是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了。就是诸如此类的小伎俩小把戏。

例如，中国的某些“学者”根据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经开始种植水稻，或者发掘的玉石制品，偷换概念将其算作是“文明”时代，并杜撰出诸如“水稻文明”“玉石文明”之类滑稽可笑的术语来进行误导性欺骗性的宣传。而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农业阶段，在这些地方只不过发现了一些石器，骨器，木器，陶器，农作物之类石器时代的遗物，并没有文字，冶炼金属器，城市建筑遗址等等文明时代的标志，而这样的东西，在世界各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到处都有，没什么稀奇的。

如水稻，虽然中国地区种植水稻是比较早（7000年前，河姆渡文化），但是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早就开始了农作物种植，如东南亚，也早就开始种植水稻，也是水稻的独立起源地，甚至中国地区的水稻有很大可能是从东南亚传入的；中东地区，一万两千多年前已经开始种植小麦，大麦，驯养牛，羊，猪，中国的小麦都还是从中东传入的（这是个历史常识）；中美洲地区，一万年前已经开始种植玉米，南瓜；南美洲安第斯山地区，六千年前已经开始种植玉米，土豆，上述两地的玉米，土豆，南瓜等物在清朝时传入中国，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才使得中国人口成倍增长。连非洲都有自己独立的农作物起源地：尼日尔。

至于玉石制品，再漂亮的玉石还是石头，不需要特殊技术就可以进行加工的天然产物，那仍然是属于石器时代范畴的产物，没什么特殊的。其他国家地区也多得是，也有石器时代就有的用天然铜（自然界有天然铜存在）打造的铜器，用黄金白银打造的饰物，用象牙雕刻的艺术品，玉器，等等。但是别人并没有根据这个炮制出一个“红铜文明”“黄金文明”“白银文明”“象牙文明”。

之所以要用文字，金属冶炼术（青铜，铁），城市等的出现作为划分文明时代与石器时代的标准，原因就是因为金属冶炼术的出现与石器时代用天然铜，黄金，白银，玉石，象牙，石，木，骨，土，等天然物制造器具有本质的区别，标志着生产力的本质性飞跃；而文字的出现标志着精神文化的本质性飞跃；城市的出现标志着工商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下面就让我们来详细地从头审视一下中国及世界的历史。

首先从中国文明的历史开始说起。先开门见山地阐明这个基本事实：中国最早的文明──商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距今3500年左右，地点在今河南安阳一带。考古依据：中国地区最早的文字──甲骨文；较为成熟的青铜冶炼术，及出土的冶炼的青铜器；国家形态已出现。

要说明的是：这可不是我的发明，随便找一本国际学术界的世界史著作或者教科书，上面讲述中国文明都是从商王朝为起点开始的。

如，斯塔夫理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就按时间为序，将世界上主要几个文明发源地排列如下：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希腊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黄河流域的商文明。可以看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商文明仅仅被排在第五位。

这还只是按几个主要文明起源地为序排列，如果将其他几个与商文明同时期甚至还更早的次要文明如波斯文明，犹太文明，赫梯文明，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也算上，甚至按照历史学泰斗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所列出的世界上二十多个大小文明的标准，并且按照“文明古国”这种定义，将各个文明地区所包含的众多国家，逐一排列，那中国连第十位都很难排得上。

当然，中国自己的历史教科书是从所谓的公元前2000年的“夏王朝”开始算起的。但是国际学术界是不承认这个子虚无有的“夏王朝”的，因为没有任何考古依据：既没有文字出现，也没有冶炼的青铜器发现，更没有表明国家形态存在的任何依据，如城市遗迹，等等。

而中国的这些江湖骗子一样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虽然把整个中国地区都翻遍了也没找出什么能证明所谓的“夏王朝”存在过的证据，但还是要厚着脸皮硬把这个幻想中的“夏王朝”塞到教科书和宣传资料中去贩卖给世人，又硬着头皮把在二里头等地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包装一番冒充成是“夏王朝”的所谓“都城”遗迹拿出来蒙骗外行人。

我们来看看中国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找到了些什么？有一次我听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演讲，主讲的“考古学者”给我们展示了他们宣称是所谓的“夏王朝”的二里头“都城遗迹”复原图，我仔细一看，原来就是几个烂草棚子，一个标准的原始村落，他们把这个叫做“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还有什么呢，他们自己在考古现场刨出来的几个坑，他们宣称那是“宫殿地基”，而实际上他们没有在现场发现一砖一瓦。还有就是考古现场的几个烂泥堆，那是什么──夯土遗迹，夯土是什么，就是把泥巴堆在一起压紧做墙基，原始部落用来建造窝棚的最原始技术，俗称“干打垒”，现在你在中国的一些边远农村地区都还能看到没有能力盖砖瓦房子的贫困农民用这种方式搭建窝棚。他们把这个叫做“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还有就是一些铜渣子，大量的石器，骨器！这问题不是很清楚了吗？这只不过是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部落遗迹。所谓的“夏王朝都城”纯属胡扯！

要是这算是“都城遗迹”，那世界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都城遗迹”就太多了，如，瑞士汪金的湖居文化遗址（早于公元前5000年），人们用五万根木桩作地基建在湖上的大型村寨，那就比“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遗迹”大到不知那里去了。看来西方人脸皮还是太薄了。而世界上已发掘出来的最早的城市遗址在现在以色列境内，时间是一万年前。

还有一些考古学家声称在中国其他地方发现了一些铜器，完全是欺骗性的宣传，那是金石并用时代的用天然铜打造而成的铜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的产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中多的是，以此为标准的话，那我前面所提到的那几个古文明地区的历史更要往前提前一两千年。

而中国考古学家在二里头发现了一个铜爵（饮酒的器皿），其实那个铜爵的年代经碳14测定也是跟商文明同时期的，但是，中国学者先认定二里头是所谓的“夏王朝”遗址，然后根据古书上的记叙，将其年代定在公元前2000年，然后顺理成章地将这个铜爵也认定为“夏王朝文物”，然后再用它反过来证明二里头是“夏王朝”遗址。中国的考古学者就是用这种虚设前提，然后循环论证的虚假手段炮制出了所谓的“夏王朝文物”，继而用它来证明那个子虚乌有的“夏王朝”存在。这就是他们惯用的手段。

而其他那些古文明地区都发现有标志文明起点的文字，青铜器，以及大量完整的城市遗迹，而且都是砖石结构，埃及，希腊，西亚，印度河，特别是希腊米诺斯文明遗迹的克诺索斯王宫（公元前2000年），其宏伟华丽，在各早期文明中是首屈一指的，我们中国直到四千年之后的现存很多近代宫殿建筑都无法相比。这一点无须多说，实地参观一下就知道了。

还有印度河流域的早期文明哈拉巴文明（公元前2500年），在摩亨佐与哈拉巴等地发现了许多完整的城市遗迹，砖石结构，构造复杂，设施很先进，甚至已经有了公共浴池。据考证当时城市人口已达到三四万人。

还有埃及的南城遗迹（公元前3500年，涅伽达文明时期）。某些书上错误地说埃及没有城市，玛雅文明没有文字，实际上都有。比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早就说过他这本书在细节上是错误百出的）

说老实话，所谓“商王朝”的殷墟遗迹其实也不过就是一些夯土遗迹而已，只不过规模稍大一点，根本还不是城市遗迹。要不是发现了甲骨文，冶炼青铜器，国际上也是根本不会承认商文明的。毕竟跟其他国家地区比起来，证据太少了。

中国有些人为此找了一种借口：说中国的早期建筑都是砖木结构的，所以不容易保存下来，而其他国家地区特别是西方主要用石材建筑，所以保存下来多一些，甚至还厚着脸皮反吹一把：中国的砖木建筑比其他文明的石材建筑技术程度更高。其实恰恰相反，我上面提到的几大文明地区，其发掘出来的早期文明遗迹实际上都是大量使用烧制的砖块建筑的，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遗迹，以及两河流域最早的的乌尔，巴比伦，苏萨等城市遗迹，埃及的南城遗迹，希腊的米诺斯文明遗迹，等等，实际上西方建筑的典型代表－－古罗马的建筑，也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都是用石材建筑的，也大量采用砖块，混凝土等建筑，如庞贝古城，以及用石料建筑的公路（有些两千多年后的今天都还在使用，比同时期中国的土路坚固得多），和现今在法国西班牙等地都还保存着的高架水渠等，这些都很好地保存着。（注：古罗马时代已经有混凝土，用火山灰制成）

而中国早期文明遗迹恰恰不是用砖建筑，而是夯土加木材建造，当然不容易保存，但那正是因为其技术水平低下的原因。秦朝时的长城就是用夯土建筑，到现在基本已经荡然无存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长城只不过是明代时重建的，而且用来作为旅游观光之用的八达岭等处的长城还是现代重修的。

中东，西方等地用砖石建筑比中国用泥巴木头建筑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水平要高得多，造价也要昂贵得多，也更坚固，当然便于保存。如希腊迈锡尼文明时期（公元前1600年）的城市遗迹，其巨石建造的城墙，厚达八米。现在仍完好保存着。

而且中国早期不用砖石建筑而用木材建筑，并不是象某些人解释的是因为缺乏石料的原因，而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因，因为中国地区比起其他几个文明地区来说并不缺乏石料，汉代时生产力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以后也同样开始使用石材建筑，相反，两河地区才是最缺乏石料的地区，印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也并不比中国石料来源更丰富，但是他们能够很早就发展出用烧制的砖块以及石材进行建筑的技术。但是中国就做不到。

所以找不到所谓“夏王朝”的遗迹是毫不奇怪的，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过，只有一些石器时代原始村落的遗迹。

而找不到更关键的两个证据–文字的出现，和金属冶炼术的出现，就更加不值一提了。

现在更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问题不仅仅只是没有所谓“夏王朝”存在的任何证据那么简单，而是反倒有大量证据证明其根本不存在。典型的证据就是：在时间上紧随所谓“夏王朝”其后的商王朝，其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竟然找不出有关这个前一代“王朝”的任何记载。这不是很荒谬吗？不是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事情的真相了吗？你能想象周王朝，秦王朝，汉王朝等在他们的政府文件和档案中不记载他们的前一代“王朝”的任何情况吗？只有商王朝这样的初始文明才会是这种情况，因为在前面什么都没有，一片空白。

这个道理就类似于法律上的无罪推定问题：要证明一件事情存在，只需要举一个例证就可以证明，而要证明一件事情不存在，则需要用穷举法，而这是不合理不现实的。所以如果没有证据证明某事存在，那就不能说其存在，只能作为猜想，不能作为事实。

不过我们没有直接的办法（穷举法）来证明某事不存在，却有间接的办法来证明某事不存在，比如，要证明某人没有做过某事，可以通过证明他在该事件发生时不在现场的办法来证明。而通过商王朝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找不出夏王朝的任何记载这一证据，既可以间接证明“夏王朝”不存在，就是这个道理。

而假使商王朝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有“夏王朝”的记载也只不过证明了其作为传说是存在的，仍然需要其本身的文字，青铜器，城市等直接证据，但是现在不仅直接证据没有，而间接证据也证明了其不存在。这已经完全足够说明问题了。

而有些无聊文人绝望之余，干脆对外撒谎说商代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上已发现有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了。可笑的是，考古部门的负责人马上就出来予以否认。显然他们也还不敢于拿自己的职业声誉来开国际玩笑。

中国的这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对此也是无计可施，绝望之余，只有祭出“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的法宝，在中小学教科书和宣传资料中反复宣传“夏王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但是在大学历史教科书中还是遮遮掩掩吞吞吐吐地告诉大家，这还只是一个纸上的“王朝”，连他们自己也觉得心虚。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毕竟这些历史系学生将来是要加入“历史造假工作队伍”“考古造假工作队伍”的，在教会他们如何造假之前，还是必须要让他们先了解真相，不然岂不是把他们都“培养”成白痴了？

最可笑的是，中国官方在对国内的宣传中就用“五千年文明”来愚弄大家，但是在国际上，为了不闹笑话，还是老老实实地承认中国历史是从商文明开始的，如外研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通史》，就将所谓的“夏王朝”与黄帝的传说等乖乖地归入“神话传说时代”目录下。我真是替我们中国人感到悲哀啊，原来我们本国人在官方眼中是比外国人要低贱一等的，连了解本国的历史，都没有与外国人同等的知情权。

而且我们退一万步来说，就从所谓“夏王朝”算起，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2000年，也才4000年。那来的“5000年文明历史”？难道2000＋2000＝5000？所以说“5000年文明历史”只是个笑话。这个笑话荒谬得甚至连谎言都算不上，因为基本的事实都摆在那里，一目了然，他们要撒谎造假的余地都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凭着垄断了宣传机器拼命宣扬，让大家习惯成自然。如果有人说1+1=3，或者是1+1=4，大家确实也不会认为他是在撒谎，而只会当作笑话看。事情就是这样的。

还有一些“历史学家”恼羞成怒地用一种泼皮口吻断言道：“夏王朝是《史记》中记载了的，不容置疑！”。原来隔了两千年之后的司马迁通过道听途说记述了一件从未见过的事情，这就成了“不容置疑”了？那古希腊的柏拉图还记载过一万多年前有一个大西洲国呢，人们在海底还发现了一些疑似城市的遗迹，那也是“不容置疑”的了。

而且司马迁的话并没有多少可信度，他写的《史记》与其说是历史纪录还不如说是历史小说。很多情节，对话，根本就是虚构出来的，一个人单独干的事情，或者是两个人秘密的谈话，而且都是不可告人的勾当，又没有外人在场，当事人据他自己的记载在事发后就消失了，那么这些事情他是从何而知的呢？难道古时候的人还每天记日记，死后将日记出版，让你几百年后的人知道这些细节？你们将他的《史记》细读一遍就能发现很多这种漏洞。

自从他被皇帝阉割了以后，应该说心理就变得极为扭曲了，沉浸在虚构的远古“贤君”“盛世”的幻想中就成为了支撑他活下去的重要精神支柱了，这种心态下导致了他把“三皇五帝”这种荒诞无稽的神话传说（连中国官方都不敢承认）都当作历史来记述了，难道这也是“不容置疑的”吗？

至于所谓的黄帝，炎帝，尧，舜，禹，这些到了春秋战国及秦汉时代才陆陆续续由方士文人根据神话传说虚构出来的人物，连中国官方都不敢承认，而是乖乖地称之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这里也没必要多说了。这已经不是一个需要辩伪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历史学上的常识，这方面的文章资料多得很，这些问题也不过是五四时代就已经解决了的，中国史学界的泰山北斗顾颉刚所著《古史辩》中已经把这些问题阐述得很清楚了。

可笑的是，中国官方虽然在正式的教科书中乖乖地将所谓的“黄帝”称之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但是在出版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辞典》中又堂而皇之把所谓的“五帝时代”列在“历代纪元表”里面，于是可笑的一幕发生了：从“黄帝”开始的“五帝”竟然延续时间为500年！平均每个“帝王”在位时间为100年！再加上他们“继位”之前要达到成年的年龄，以及“退位”之后的晚年，平均每个人的寿命为一百多岁！原来石器时代原始部落的人平均寿命已达到一百多岁，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而这些不学无术的愚蠢的“民族主义者”竟然厚颜无耻地解释说“五帝”不是指的五个人，而是指五个时代中的很多人。但是“五帝”的姓名履历，彼此之间的继承关系，都在《五帝本纪》中白纸黑字地写着，就是明白明白六代人的关系（颛顼是黄帝的孙子，但是是直接继承的黄帝的帝位，所以实际上是跟五代人一样的关系），从哪里来的什么“五个时代中的很多人”？而现在他们发现自己以前一直信奉的东西漏洞百出就想矢口否认篡改曲解了。真是无耻。

虽然中国的这些政客和文人骨子里很想把这个虚构的所谓“炎黄始祖”作为正式的历史来宣传，“祭奠黄帝”的闹剧也搞了好几次了，但是我相信，除非中国到了邪教横行的那一天，否则他们的企图是不会得逞的。

“尧，舜，禹”不过是后人的虚构，更不存在所谓的“炎黄始祖”，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主要的两点“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是辨识伪史的指导思路，至于春秋战国时的方士文人具体是怎样伪造出上古史的，他的书中已有详细分析。可详查。

顺便说一句，顾颉刚是中国历史学家中几个稍有良知的人之一，但是受时代条件限制，他也曾错误地把当时发掘出的“北京猿人”认为是中国地区各民族的人种起源，而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科学家通过对不同种族人群的线粒体DNA测定，发现世界上所有人种都是起源于20万年前的非洲智人，“北京猿人”等其他地区的早期原人早已灭绝，并不是中国地区的人种的起源。而我们中国现在的人种是一两万年前才陆续从中东中亚迁移过来的，这不过是个常识而已。

而某些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文明是唯一延续下来的古文明，其他文明都已经消失了，种族已经灭绝了”的可笑说法，也是颇能迷惑人的一种荒谬论调。这种荒谬可笑的调子现在该是彻底澄清的时候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其他文明是否已经消失了，种族是否已经灭绝了。

首先说希腊，希腊最早的文明–米诺斯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距今四千多年。最初见于《荷马史诗》的记载（这并不是说是以《荷马史诗》的记载来证明它的存在，而是说考古发现证明了荷马史诗上的记载具有真实成分）。十九世纪末在希腊克里特等地发现了它的大量遗迹。考古依据：早期的象形文字，以及中期的线形文字A（已经解读成功）；成熟的青铜冶炼术，及出土的大量冶炼的青铜器；早期的城堡，中期的克诺索斯等地的王宫，尤其是后者，其优美华丽，在各早期文明中可以说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

“克诺索斯城的王宫规模宏大（有1500多个房间），结构复杂（上下三层，靠楼梯走廊相连），千门百户，曲折相通，显然是在好几个世纪里建成的。里面不仅有国王宝殿、接待室和起居室，而且还有占去了王宫一大半的众多的仓库和手工业作坊，这一情形与从事贸易的民族相符。最了不起的要算克里特人装置的复杂的取水和排水系统，到近代为止，还没有谁能超过他们。排水系统安置得非常巧妙，天一下雨，雨水便冲洗下水道，使下水道保持干净；下水道的入口很大，工匠可以入里面进行修理。”（摘自《全球通史》）

中国的历史书上是把米诺斯文明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算起的，但是国外的历史书上都是从公元前2500年算起的。

紧随其后的是希腊南部的迈锡尼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600年，距今3600年，《荷马史诗》记叙的主要就是这一时期的历史。十九世纪在希腊迈锡尼，泰林斯等地发现了它的很多城市遗迹，大量青铜器，还有线形文字B。

然后是两百年的荷马时代，这时候希腊开始进入铁器时代，武器和工具都普遍使用铁制，而中国直到将近一千年后的汉代才开始正式进入铁器时代，兵器和农具才开始普遍使用铁制，而在这之前，中国地区普遍使用的是青铜器，这一点我并没有夸张，其他诸文明地区比我们中国地区早一千年左右进入铁器时代是个历史常识，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冶铁术起源于地中海一带的赫梯文明，然后陆续传入远近各个文明，中国地区距离最远，所以传入最晚。

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熟知的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典文明时代了。

创造米诺斯文明的皮拉斯基人，不是希腊语族，中国某些流氓文人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刻意强调米诺斯文明的创造者跟创造迈锡尼文明的希腊人不是同一民族，想要贬低希腊文明的原创性。实际上，皮拉斯基人只是非希腊语族而已，但是与希腊人同为印欧民族，或者称之为雅利安语族。而且他们从米诺斯文明早期开始就逐渐与创造迈锡尼文明的希腊族阿开亚人融合了，其文明是一脉相承的。在阿提卡等地的皮拉斯基人也早就与当地的阿开亚人融合而共同创造出了后来的古典文明，其文化艺术的世俗主义，自然主义特征，在几个古代文明中是绝无仅有的。跟后来希腊古典文明同出一源。

就算从正宗的希腊人，阿开亚人的迈锡尼文明时代算起，也早于中国最早的商文明。不知道“四大文明古国”怎么会算到中国头上去的？

更何况，中国的两个早期文明：商，主要是东夷，周，是西方迁来的游牧民族创造的，周灭商之后，虽然在宋国仍有商的遗民，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商民族已经消亡，今天没有谁是所谓“商人”的后裔，要说“正宗”的“中国人”–汉人，那是到了秦汉才形成的，据此也应该说“中国的早期文明都已经消失了，种族已经灭绝了”。

公元前1000年以后的希腊古典文明则是南下的与阿开亚人同族的多利安人与前两者共同创造的；而再后来统一希腊并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的马其顿人也是希腊族人，并开创了希腊化文明时代；罗马兼并了希腊之后更是成为希腊文明的直接继承者；而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继续延续了一千年之久，其核心民族仍然是希腊人，使用希腊语。直到十五世纪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希腊人经历了四百年亡国时期，到十九世纪初又重新独立。今希腊共和国的版图，即是古代希腊的主要区域，其人口绝大多数仍然是希腊族，希腊语为国语。这个地区自古以来民族成分就没有大的改变过，并不存在“种族消失了”的问题。

而且，说人家“文明消失”了，完全是笑话。今天的整个现代文明完全是西方文明的内容，而西方文明又是以希腊罗马文明为基础的，希腊罗马文明在今天社会的科学，哲学，文学，艺术，政治，法律等等方面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我们身边处处可见希腊罗马文明的影子，何来的“消失”了？

希腊罗马文明只不过中途又接受了基督教的成分，而且是希腊化的基督教。基督教从一开始产生就可以说是希腊文明与犹太文明的混合产物，基督教经典《新约》从一开始就是用希腊语创造出来的，主要的传播者也是罗马帝国中的希腊人，只奉《旧约》的犹太教是严禁偶像崇拜的，而基督教各流派都可以绘画雕刻圣像，这就是其希腊化的典型特征。

对于希腊文明，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可以说：如果没有希腊文明，就几乎没有我们今天现代社会的一切。现代的许多科学学科，技术发明，以及民主制度，哲学，艺术，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产生出了其雏形。古希腊文明更是直接催生了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导致近代科学的产生，民主制度的萌芽。这是对今天整个人类世界作出了最重要最关键的贡献的一个文明。这一点，我们以前是认识得太不够深入了。

我们又反过来看看中国的民族构成，前面说了，商，周，本是外来民族，周灭商后，商民族即已消亡。秦汉时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才形成所谓“汉人”，这一点跟其他国家地区的民族演化并无什么不同。汉代时人口最多时达到五千多万，但是经过汉末动乱，到了三国时人口仅剩下七百万，其中蜀国人口最多时仅有九十多万，所以不难理解蜀国的基本战略非联吴抗魏无以自保。而曹操诗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描写并不是文学夸张，而是对当时十室九空的人口灭绝情况的真实记录。这样巨大的人口真空靠什么来填补？靠的是北方蛮族的大量南迁来填补的。而紧接其后短暂的西晋，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北方汉人又大量南迁至长江以南，然后就是长达两百多年的“五胡乱华”时期，黄河流域一带已经基本被换了血了。

隋唐时又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大混血，而这个所谓“最辉煌”的唐朝，本身就是一个部分汉化的鲜卑人政权，李世民与其家族是汉化的鲜卑人并不是什么秘密。并保留着大量蛮族陋习，如兄死父死子弟续娶其妻，这就是所谓一脉相承的“华夏文明”吗？

至于辽，金，蒙元，满清时期，那就更不用说了，被混血不说，而且整个就是亡国奴时期。胡人汉化，汉人也胡化，留起鞭子，穿起旗装，这就是所谓一脉相承的“华夏文明”吗？

还不得不说的是，今天生活在中国地区的南方人和北方人，不仅在构成“民族”这个概念的基本特征–共同心理素质上差异甚大，而且在种族的生理特征上都是有很大差异的。总的来说，北方人是比较纯粹的蒙古人种，而南方人则比较复杂，混有大量马来人种的成份。这种情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当初中国地区的人种从中亚，南亚等地迁移而来时就形成了这种格局，即黄河流域一带以中亚迁徙来的蒙古人种为主，而长江以南则是南亚迁居来的马来人种，二是在后来几千年的历史演变，民族迁徙中，北方的蒙古人种又大量南下与长江以南的百越等民族融和混血而成。这也是一个人种学上的常识问题，读者可以向你身边这方面的专家咨询一下，就知道我说的没有夸张。

种族都是如此，文化就更不用说了。说“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那到底延续下来了些什么呢？举个例子：其他国家民族往往都有自己的民族服装，中国人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吗？不要说中山装是民族服装，那是用日本人的学生装改制的。经过一千多年特别是最近几百年以来历史车轮的无情碾压，所谓的“华夏文明”剩下的也不过就是一些碎片而已，而且是些四不象的碎片。日本人的文化都比现在中国的本土文化更接近汉唐文化。

很多国人喜欢自以为是地吹嘘什么“世界上唯一延续下来的文字就是汉字，其他语言文字都断绝了”，实际上那是很可笑的说法。以英语为例，学英语专业的应该知道，英语虽然词汇数量巨大多达数百万，但是除了一小部分基础词汇以外，绝大多数的词汇都是由数量有限的希腊词根和拉丁词根以及前后缀组合而成的，而拉丁词根又源于希腊词根。特别是数量巨大的科技词汇基本上都是由希腊词根构成的。很多人觉得英语词汇的构成好像就是胡乱把一些字母拚接在一起，毫无规律，其实那只是不了解英语的希腊词根构词法而已。有些人喜欢宣扬什么“汉语词汇的组成是规律的，英语词汇的组成没有规律，汉语优于英语”这种谬论，实际上是愚蠢可笑的说法。

你可以发现在西方国家的各种语言中，很多词汇都是很相近的，就是因为它们都是用同样的拉丁词根和希腊词根构成的原因。例如“地理”这个词，英语是“geography”，德语是“geo”，因为都是由表示“土地”意思的希腊词根“geo-”构成的原因。

从语言上来说，西方国家各语言间的差别并不比中国各地区方言之间的差别更大，在西方国家一个人同时会说几种西方语言的情况是很平常的事情，就像在中国有些做生意的人同时会说普通话，四川话，广东话一样。事实上，中国人通晓不同方言的程度甚至还不如西方人。

从文字上来说，英语的字母是拉丁字母，拉丁字母源于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又源于腓尼基字母，而腓尼基字母最早的源头又可以追溯到埃及文字。同样的，汉字也可以追溯到苏美尔文明的楔形文字。

不仅在印欧语系（或者又称雅利安语）内部是这样，印欧语系与中东一带的闪米特语系也是渊源很深，腓尼基字母产生的另一个分支–阿拉米亚字母，又发展出今天的阿拉伯字母，维吾尔字母等。

我们又来看看汉字，如果是一个没有受过古文训练的人，根本看不懂古代的甲骨文字（而且大部分甲骨文仍未解读成功，连专家都看不懂），也分不清甲骨文，金文，小篆，大篆等的区别。从文字上来说是这样，从语言上来说，今天使用欧化语法的现代汉语的人如果没有经过古文训练也根本看不懂先秦时代的文献。

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常识，即使是很多对历史比较了解的人都一直被蒙蔽了，即：甲骨文是十九世纪末才被发现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才开始进行研究，商以后的古人是不知道有甲骨文这种文字的，而且大部分甲骨文到现在还没有被解读出来，只有一小部分被解读出来了，也就是说，甲骨文基本上是一种被后世中国人遗忘了的文字，是一种连专家都大部分不认识的文字，一种死文字。

相反，埃及古文字，早在十九世纪初就已经被法国埃及学家商博良完全解读成功了，并据此从纸草纸文献中将埃及的早期历史和王朝世系基本研究清楚了，希腊米诺斯文明的线形文字A也已经被解读出来了，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也早就已经解读出来。而且，楔形文字和埃及古文字一直在历史上使用了长达数千年之久，虽然中世纪以后逐渐消亡，但是其基本元素仍然在后来的各种字母文字中得以残留。相比之下，中国地区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倒真正是一种中断了的，没有延续下来的死文字。

另外，中国某些小报谎称在贾湖李岗文化以及大汶口文化等遗迹中发现了所谓的“最早的文字”–契刻文字，陶刻文字等，其实那只不过是寥寥几个没有确切含义的图画符号，我看到过这些所谓的“文字”，绝大部分只是用横竖笔画多少来表示数目多少的计数符号，根本不是什么文字，少数几个也只是图画符号。而且这些符号是零零散散独立存在的，前后不能组成词句，没有任何字义，但是中国学者将其拼凑在一起展示给公众看时，就使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那些符号好像是连贯成一句话似的。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段。

而且这样的图画符号在世界各地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到处都有，而这个恰恰证明了中国地区文化的西来说。因为这些符号里面有很多都是当时遍布世界的“日石文化”中都有的一些共有符号。比如那个佛教和纳粹都曾经用过的正反万字符号。

实际上，严肃一点的中国学者根本就不敢说那是文字，如果真能让国际上承认那是真正的文字，中国的文明史马上就可以提前几千年。以前甲骨文被发现以后，国际上马上就承认商文明的存在。

还有，中国学者故意误导大家说：商代的甲骨文已经很成熟了，具备象形、会意、形声等六书形体，前面应该有一个发展的时期，故商文明不应该是一个初始文明。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欺骗性的宣传，甲骨文其实也是到了商代中晚期才逐渐成熟的，初期也只是简单的象形文字雏形，大家可以到就近的图书馆去借一本甲骨文图集来看看就明白了。

而且，其他地区的古文字，如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也是一开始就具备六书齐备的字体的，这是一个文字发展的普遍规律，并不神奇。

实际上，早期甲骨文的成熟程度还远远不如埃及早期的象形文字，埃及早期的象形文字甚至已经有了辅助的音节符号，并很快就从象形的碑铭体发展成具有表意表音两重功能的僧侣体。并与楔形文字共同为后来的第一种真正的字母文字–腓尼基文字提供了字母元素。

而拼音文字，字母文字在发展层次上高于单纯的象形文字，表意文字，这是语言文字学常识，没什么可争论的。现在世界上基本上只剩下中国还在使用这种落后的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表意文字了。

然后我们又来看看埃及文明，埃及文明正式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涅伽达文明时期），这时期出现了象形文字，数十个城市国家，冶炼铜器。（实际上在公元前4500年已进入铜器时代）。并发明了最早的纸–纸草纸。

然后在公元前3100年时，美尼斯统一了上下埃及各城邦，进入早王朝时期。第三王朝时开始大规模修建金字塔，庞大的神庙，尼罗河水坝。埃及大大小小的金字塔建立起来一千多年后，中国才开始进入文明时代。

再来看埃及的种族：埃及最初的居民是含米特人，然后与西亚进入的闪米特人逐渐融合，创造埃及文明的就是这种闪含混和民族。而闪米特人都起源于阿拉伯半岛，阿拉伯人，犹太人都是闪米特人。今天生活在中东北非的大部分居民，不过就是阿拉伯化的古代闪米特人的后裔。古埃及虽然在其本土政权延续了三千年之久后又陆续经历了亚述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的统治，但是其种族本身从法老时期一直到今天并没有大的改变，今天生活在尼罗河两岸的居民其体貌特征跟古埃及时期的雕刻和绘画上的形象仍然非常相似。（《全球通史》）

埃及人只不过中途又接受了伊斯兰教的成分，这种情况跟古希腊罗马接受了基督教的情况非常类似，也类似于中国人接受了佛教文化一样。只不过伊斯兰教基督教这种一神教的同化作用更为彻底一点，而伊斯兰教本来就是从犹太教等中东闪米特人土生的宗教发展而来的（犹太教也汲取了早期巴比伦的闪米特原始宗教的成分）。

再来看印度文明。印度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哈拉巴文明时期），地点在今印度河流域一带，以哈拉巴和摩亨佐两地发掘出来的完整的砖砌城市遗迹为代表，以及刻在发掘出土的数以千计的印章上的象形文字，青铜器。

创造最早的哈拉巴文明的是达罗毗荼人，他们与后来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逐渐融合构成了今天印度的主要居民，今天印度的人种混杂局面就是这种历史原因造成的。而雅利安人在公元前1500年进入印度后，就继承了达罗毗荼人的文化，其宗教，哲学都深受前者影响，如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前身）就深受达罗毗图人原始宗教的影响。

至于印度后来受到蒙古（实际上是突厥）莫卧尔王朝的统治，本质上跟中国地区被蒙元满清统治时期一样，而且在殖民化程度和奴役程度上要轻得多。

今天印度人口的绝大多数都仍然是古代达罗毗荼人和雅利安人等民族的后裔，其信奉的印度教也是从古代就一脉相承下来的，其创造的佛教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何来的“文明消失”了？

实际上，通过对比上述几个文明，我们可以发现，恰恰消亡得最多的就是中国地区的文明，除了仍然在使用汉字这一点以外，我没有看出今天的中国还从古代继承下来了些什么。

其实，在学术界有一种不便于启齿的看法就是：真正的古华夏文明，从宋代以后就已经消亡了。今天的中国不是昨天的中国。

我们又来看看中东的两河流域文明，它正式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的苏美尔文明时期（实际上在公元前4300年已经进入铜器时代，出现了城市，国家的萌芽），这时候出现了象形文字，及稍后的楔形文字（早期就有两千多个字，并具备象形，表意，形声等六书齐备的多种字体，镌刻在至今为止已发掘出土的数十万片泥版书上），冶炼铜器，以及乌尔，乌鲁克，尼普尔等数十个城邦。

创造最早的苏美尔文明的苏美尔人，可能是含米特人（也有人猜测他们是黄种人，或者来自印度的达罗毗图人，但是没有证据），他们很快就与后来进入的闪米特人融合了。而后继承苏美尔文明而起的阿卡德文明（公元前2371年），巴比伦文明（公元前1894年），都是闪米特人创造的；创造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犹太文明的也是古代闪米特人；创造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人也是闪米特人。今天生活在中东地区的大部分居民仍然是这些古代闪米特的后裔。信奉的宗教仍然是从古代闪米特人原始宗教和犹太教发展而来的伊斯兰教，使用的文字仍然是从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中提取元素而产生的腓尼基字母文字发展而来的阿拉伯文字。

至于中国官方宣传的“四大文明古国”中的那个巴比伦，不过是两河地区最早的文明出现近两千年之后才出现的一个晚期文明，中国官方把这个拿来列在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中，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地区的文明跟早于自己两千多年的两河文明是在同一个时间层面上似的。

闪米特人的另外一个文明：亚述文明，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发源地在两河上游一带。这个文明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他的军事技术上的成就，它建立了当时世界上兵种最为齐全，战斗力最为强悍的一个军事体系，轻重步兵，骑兵，工兵，战车兵，弓弩手，诸兵种齐备，使用铁兵器，铁盔铁甲，先进的攻城武器，后来其军事技术体制被波斯所继承。

闪米特人在地中海沿岸一带的另一个文明：腓尼基文明，也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著名的城邦有推罗等。范围就相当于今天黎巴嫩的版图，另外，著名的迦太基古国，也是腓尼基的殖民地。这个文明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航海及商业上的成就。早在埃及尼科二世时期（公元前611年），腓尼基人已经实现了环航非洲，这是人类航海史上与麦哲伦环球航行，哥伦布发现美洲并列的航海壮举。

腓尼基文明的另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字母文字的发明。它虽然从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得到启发，但是却是真正成形的拼音字母文字，从腓尼基文字又发展出希腊文字，拉丁文字；以及阿拉伯文字等。从腓尼基文字发展而来的这种字母文字，是除了东亚之外全世界都在使用的文字。韩国日本等国都曾经进行过文字拼音化的尝试，现在也还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将来也不可避免地要向这个方向发展。

犹太文明，如果从公元前1000年扫罗建国算起的话，是三千年历史。但实际上，作为一个民族，犹太人的历史还更为悠久。早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居住在这里的迦南人（闪米特语族），已经进入铜器时代，建立了城市，后来与进入这里的犹太人融合。

至于犹太文明及其民族独一无二的延续性，以及他们对人类的贡献，我想不需要多说了。

赫梯文明，这可能是一个雅利安语族的文明，也大致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地点在小亚细亚一带。这个文明最大的成就就是发明了冶铁术（有可能更早在这之前的米坦尼王国已出现），并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率先进入铁器时代。而今天高加索一带的亚美尼亚，据称其居民就是古代赫梯人的后裔。

今天叙利亚的居民，则是建立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古代叙利亚文明的阿拉米人的后裔。

波斯文明，就是今天伊朗的前身，这是一个雅利安人的文明。如果从其最早的居民－－埃兰人建立的文明开始，是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他们创造了伊朗最早的文字，国家。埃兰人与后来的米底人，波斯人同出一源。波斯帝国则建立于公元前550年，是第一个横跨欧亚非空前庞大的帝国。今天伊朗人的绝大多数，就是古代波斯人的后裔。

顺便提一下罗马文明，如果从公元前754年罗马建国开始（另一说公元前575年），是两千多年历史，而实际上，早在公元前1800年特拉马拉文化时期意大利已进入青铜时代；公元前1000年维兰诺瓦文化时期已进入铁器时代。今天意大利的大部分居民，仍然是建立罗马文明的古代拉丁人的后裔。

至于美洲的玛雅，印加诸文明，由于出现时间稍晚，这里就不赘述了。

所谓“创造某个古代文明的民族已经灭绝了”这种说法纯属误导。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被彻底地灭绝。不管是在战乱中遗存下来的人民，还是后来迁居而来逐渐融合了的外来成份，他们都会自然地依照共同的地域意识和文化心态，重新恢复古代的文明版图。读者如果把今天的世界地图与早期文明的分布图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各早期古代文明所在的大致范围与今天建立在这些地区的现代国家版图基本上是相吻合的。以色列人流浪千年之后仍然要顽强地回到故土上去，并恢复了希伯莱语言文字；伊朗人（波斯人）近代独立以后马上就将阿拉伯文字从自己的文化体系中清除出去，并全力恢复古代波斯的文化传统，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还有很多国人喜欢夸夸其谈的一种荒谬可笑的论调“唐朝时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事实上，中国从来就不是什么“世界的中心”，唐朝时世界上有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查理曼帝国，那时候世界的中心在君士坦丁堡，在巴格达，当时阿拉伯帝国的版图几乎是唐帝国的两倍，并曾在中亚怛罗斯击败唐军，阻止了唐王朝向中亚的进一步扩张；汉朝时有罗马帝国，安息帝国（波斯的继承者），贵霜帝国，那时候世界的中心在罗马，在亚历山大里亚，在巴比伦尼亚，而罗马帝国的人口与版图也远远大于汉帝国。这一点看看世界历史地图就很明白了，中国地区一直都是远离文明的中心，在欧亚大陆最偏僻的角落里。

某些人津津乐道什么唐朝多么多么开放，有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做官。只是自己少见多怪而已，其他文明地区的这种开放的程度普遍的很，各个种族的人来来往往经商做官是家常便饭的事，例如罗马帝国时期，甚至有好几个皇帝都是阿拉伯人，腓尼基人，日尔曼人等外族人（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而且是依照正常程序继承的皇位，而非象蒙元满清时代那种异族征服得来的皇位。

地中海周边地区和中东地区，才是在整个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世界的中心，文明的源头。

中东文明可以说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源泉，楔形文字与埃及象形文字是后来的西方字母文字的最早源头，中国地区的文字实际上也起源于楔形文字。青铜冶炼术，冶铁术，制陶术，车轮，驯养牛马，小麦大麦，都是从中东中亚最早发源并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的（也包括中国），这是国际学术界普遍的看法。

最近几年，中国的某些无赖似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据说对国际上不予承认中国有商前文明感到很恼火，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声称要单方面宣布中国为“六千年文明历史”，有人甚至提出要更进一步修改为“一万年文明史”，据说还是什么“考古学会”的“会长”。我并不相信这些白痴“学者”真有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胆量和脸皮去实施这个搞笑计划，我倒是担心他们虚张声势一场最后又不了了之，让我们失去了一个看国际笑话的机会。

其实对付这些“历史学家”这种流氓手段的最好办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西方人是太厚道了，要像韩国朝鲜人那样。比如说，我在朝鲜的官方宣传资料上就看到：朝鲜人说他们是“六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好嘛，比我们中国还多吹出了一千年，现在中国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不是要修改中国的历史为“六千年文明”嘛，那么朝鲜就会把自己又改称为“七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反正始终保持比中国领先一千年，反正只需要改动一个字的功夫而已，何乐而不为呢？日本学者就更离谱了，干脆把文物自己埋到地下又自己挖出来做“证据”证明自己的“历史”，跟中国的“考古学家”有得一拚。

顺便说一句，如果要像中国官方那样将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文化遗迹混淆为“文明时代”的话，那么日本根据其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绳纹式文化，也可以把自己说成是“一万年文明历史”。

中国要想把自己打扮成是“最古老的文明国家”这可不容易啊，首先连日本韩国朝鲜这一关都过不了，大家都在比赛谁修改教科书的功夫更厉害。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如果要比谁是最能吹牛撒谎的国家的话，倒是可以一比。

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他们“做学问”的态度，就像是妓女对待嫖客一样的态度，随时可以为了政治的需要改换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换一个主子就又炮制出一种新的“理论”出来。

这些娼妓一样的“历史学家”，不客气地说，应该称之为“历史篡改学家”“历史伪造学家”或者“历史文学家”更为合适。相信看够了他们是怎样篡改伪造近现代历史的种种表演的世人，都不会不同意我的这种说法。更何况是虚无飘渺的古代历史？

最近这些年来，人们对中国越演越烈的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现象都很关注，但主要都集中在一些造假者有丰厚利润可图的学科领域，对历史学界，考古学界这些好像没有什么油水的圈子都不太注意，其实这两个看似不重要不起眼的学科领域倒是最有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的可能性的，因为这两个学科是直接为政治服务的。比如说那个在国际学术界臭名远扬的所谓《夏商周断代工程》伪学术项目，就存在着大量学术腐败学术造假情况，例如在用碳14测年法测算文物年代的问题上，主事者在数种测年法中故意选用最不准确但是却能够有利于将文物年代往前提早的那一种，他们就是这样搞“学术研究”的，不知道骗取了多少国家科研经费。此类事例，举不胜举，很多资料都有披露。

中国的考古发掘研究项目一般是不允许国际上参与的，其发掘研究出来的很多耸人听闻的神奇伟大的“考古发现”，反正也无法验证，谁知道是真是假，最后往往不了了之。比如中国早期青铜器，铁器的发掘考古工作，如果偶尔发掘出一两件质量好的，他们就大吹特吹，到处展览，作为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标志用来进行民族主义的宣传煽动，但是绝大多数质量平平或者低劣的铁器青铜器，没有宣传价值，他们就将其锁在仓库，任其锈烂。外人要想拿来做个洛氏硬度测验或者含量分析都不允许。

我在商务印书馆三十年代出版的一本《考古学》上看到那时的考古学前辈是这样阐述研究考古学的意义的：“考古学的目的一不是为了夸耀古国的辉煌，二不是为了粉饰现实的政治。而是为了了解历史的真实，知道我们以前的路是怎样走过来的，以为参考，对我们将来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

中国的某些“考古学家”，把前辈们的教诲全都扔到茅坑里去了。将来到地下碰见这些先辈，肯定是要被打屁股的。

还有某些瘪三一样的中国人，常常喜欢放这样一种屁：“我们中国人辉煌灿烂的时候，你们西方人还在树上呢”，说这话的人不一定就是对起码的人类进化史常识无知，虽然大家都知道人类早在一两百万年前就已经从古猿逐渐过渡到直立人了，也就是说早就不“在树上”。可能他们的意思只是以此比喻谁开化得早一些。不过我们前面已经说明得很清楚了：中国进入文明时代远远晚于其他文明地区而且也晚于欧洲。

而现在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来比较一下石器时代的情况：在欧洲发现的不管是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舍利文化，阿舍利文化，克拉克当文化，还是中期的穆斯特文化，晚期的奥瑞拉文化，索鲁特文化，马格德林文化，以及中石器时代的阿齐尔文化，塔登鲁尔文化，阿斯度尼亚文化，马莱姆斯文化，一直到新石器时代诸多文化，在谱系上都非常完整，不象中国地区有一个很大的断层。时间上也早得多。

就连日尔曼这种相对来说在欧洲算较为野蛮的地区，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就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了，武器和工具普遍使用铁制，比中国地区早了近一千年；英国地区早在五千年前其最早的居民皮克特人也已经开始建筑石头城殿；西班牙和法国尼奥岩洞等地，考古发现了数万年前奥瑞拉文化时期的绘画作品，是世界上最早的绘画和艺术品，以及最早发明弓箭的考古证据。

而中国，即使是公元前1500年才开始的商王朝，也还是青铜器时代，夯土建筑，其主要覆盖范围也只不过就是河南的一小部分地区（注意我说的是主要），而古中国其他广大地区，基本上都还处在野蛮原始的部落文化状态。这到底是谁“还在树上”呢？这不是很明显的事情吗？

其实当很多中国人得意洋洋地吹嘘“我们的祖先比你们西方人辉煌灿烂”的时候，用心思考的人会发现，这句话所包含的潜台词其实就是“我爸爸比你有钱”。且不说这只是颠倒的事实，就这句话的潜意识来说，这样吹嘘本来是件可耻的事情，而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人用“我爸爸比你有钱”来炫耀自己，毫无疑问地都会遭到那怕是最势利最无廉耻的人的鄙视。可偏偏有一些中国人不以为耻，反倒以此为荣。也真是一大奇观阿。

每次看到这些恶心的小丑恬不知耻地吹嘘什么“我们的祖先比你们西方人辉煌灿烂（我爸爸比你有钱）”或者是“我们中国人辉煌灿烂的时候，你们西方人还在树上呢”的时候，每次看到这种肮脏丑陋的嘴脸的时候，都让人忍俊不禁。

我真不知道咱们中国人怎么脸皮就这么厚，也真不明白中国到底有什么可以吹嘘的，有什么可以得意的。讲政治，中国三千年来一直都是最专制，最腐败，最黑暗的，一直到现在都还是类似于中世纪般的半封建专制体制；讲文化，中国文化其实质根本就是最腐朽最堕落的奴才文化，太监文化，官场文化，伪君子文化，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这个问题也是自五四以来鲁迅等仁人志士早就已经多次阐明了的；讲经济，中国老百姓在封建帝王，贪官污吏，地主豪强等多重压迫下一直都是最穷困的，所谓“唐朝时一个马车夫都比欧洲贵族富有”之类的蠢话恐怕也只有白痴才说得出来；讲历史，中国不要说跟中东，埃及，欧洲，印度这些文明悠久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就连跟自己的邻居日本和朝鲜韩国等比，都没有多少可骄傲的资本；讲科学，我们对科学毫无贡献，唯一能够拿来吹嘘一下的就只有个子虚乌有的“四大发明”，还是李约瑟这个洋人帮着编造的，连谎言都得靠着雇佣外国人来编！李约瑟炮制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里面那些胡编乱造的“中国古代科学发现”连稍有良知的中国人自己都不好意思拿到正式场合来炫耀，这里也就不多说了，具体可参考《全面解析所谓四大发明神话的谎言》等文章。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这德性很不好：刚吃了几天饱饭，就得意得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任何事情都要撒谎吹嘘成是自己“世界第一”，虽然昨天还在挨饿。其他国家民族在中国人眼里好像根本不存在似的，其实心里面一门心思琢磨着怎么移民到外国去。这样自欺欺人下去，没准明天又要挨饿。这就叫做“器小易盈”。

某些中国人就是想通过这样种种方式来抬高自己贬低其他国家民族，特别是让他们嫉恨不已的西方国家，来满足他们那种面对西方文明时极度自卑心理背后的意淫需要，并迎合官方的愚民需要。是一种极其无耻可笑的行为。

喜欢吹嘘“我爸爸比你有钱”的某些中国人，就是这样一副令人发笑的肮脏丑陋的嘴脸，就是这样一群令人恶心的小丑。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引用有关世界史的大部分数据和资料都可以在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教材中找到出处，相信不会再有任何理由指责我“歪曲，捏造，不客观”了。当然，关于中国史的部分，那你得看国外学者的著作才能知道真实的情况，基于中国“历史学家”一贯的德行表现，我相信这一点大家也不会有什么异议的。

参考文献：

[1]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通史》

[2]韦尔斯，《世界史纲》

[3]汤因比，《历史研究》

[4]顾颉刚，《古史辨》

[5]司马迁，《史记》

[6]吴于廑 齐世荣，《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7]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8]陈宁，《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

[9]白寿彝，《中国通史》，外研社

[10]《考古学》，商务印书馆

[11]刘家和 廖学盛，《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12]李怀国，《世界上古文明史》，辽宁大学出版社

[13]朱龙华，《世界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4]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

[15]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